巫緒樑： 謝謝文龍精采的分享，也的確同志遊行跟其他遊行很大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個就是色彩的繽紛，另外一個就是身體被作為一個重要的展演。不過在裡頭我比較有感觸的是，國外的遊行其實跟空間的事情，這個就會讓我想到其實在今年的遊行之前的論壇期間我們就有討論過這個事情，就是其實社會是很現實的，或是我們今天講的政治社會，妳能夠展現多少的社會力或政治實力，其實他是一件非常現實的事情，當妳的人夠多的時候、力量夠大的時候，我相信台北市或是將來台灣在舉辦同志遊行的時候他當然有可能被封街，當然就不會出現現在這種遊行好像每次都要去等紅綠燈，讓後警察伯伯就會催說趕快趕快，明明就是我們有申請通過，但是你還是要趕快走這樣，妳好像走慢一點他就會對妳生氣。很有趣的就是今年有一點小小的改變，今年在申請集合地點的時候就是在安和路那邊，那時候我們指申請了一線道，可是在最後出發的時候大家可以發現到安和路那一整塊是整個被封起來的。所以，妳會看到如果當妳的政治實力夠大，或是當妳的人數夠多的時候，多到妳的人數的確就滿出來的時候，他的確就必須用封街這樣的行動來維護我們這些要走上街的人的權利。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國外遊行有很多商業的贊助，譬如說像剛剛講的星巴克或是比較國際型的企業，不僅妳在紐約或是妳在溫哥華，妳都會看到她們會主動參加，可是同樣搬到台灣，比如像是星巴克，很多同志會到星巴克消費，很多同志會到亞歷山大，很多同志會到California健身，可是這樣子的消費並沒有讓這些企業可以來贊助這件事情，反而跟同志沾上邊，她們其實是相當排斥的，妳可以說她們只想賺同志的錢，可是她們並不想參與這樣的政治社會。那麼，事情都過了，我覺得我也可以講，比如說今年有人會覺得為甚麼同志遊行跟誠品有這麼多的合作，或是誠品到底有這麼開放嗎，其實在整個合作過程中我也不這麼覺得，妳可以發現在整個合作過程中，誠品的態度是說「好！」，的確我們有認識的人，也舉辦了這樣子的活動，遊行其實也順便搭了誠品很多很多的場地，尤其我們也辦了很多的座談，那個人數其實是其他地方辦座談的好幾倍，可是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妳可以發現其實誠品不太會正視去發現他店內發生這樣子的活動，這也是關係到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到底同志遊行要如何集結我們的政治力，或是我們要如何在更進一步的去展現我們的實力，這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接下來我們要請羅敬堯來跟我們做分享，剛剛吃飯的時候其實我忘記問他說他今天到底要講甚麼，不過依據我的猜測，應該比較多的部分是在身體展演的方面，這是我的個人猜測，如果不是的話大家可以自己聽聽看他在講甚麼，好，我們歡迎羅敬堯。 羅敬堯： 大家好，我是羅敬堯，因為之前剛好跟多多不小心買午餐，所以只顧著吃東西，忘了聊這些東西。剛才前面像小猴、十夜和文龍她／他們講的都是她們是前準備或是在遊行當中發生的一些東西，那我要去討論的是在遊行過後，我們需要去思考去反思的是甚麼樣的東西，那我大概從四個點切入，這四個點是我個人很粗淺的想法，我希望藉今天這個機會大家可以做個討論。我第一個要談的是東西是同志遊行跟媒體之間的東西，就是同志遊行可能有三千人、兩千人，可是不可能全台灣兩千萬人聚集到忠孝東路，那今天在其他各地台灣角落的人，她們可能接觸到的訊息不管是平面媒體或是其他媒體，那我覺得今天我們要思考的是，我覺得媒體與同志之間是很互相依賴又互相陷害的角色，因為事實上同志運動有很多訴求必須透過媒體去發聲，透過他讓大家去了解到。可是常常我們也發現到這幾年是因為媒體錯誤的報導到同志的一些新聞像是去年那件轟趴事件，OK，對我來說媒體的同志再現，他其實是像一把雙面的刀一樣，就是妳同時可以透過媒體讓更多人瞭解到我們的訴求和運作，可是同時我們要去很小心的就是媒體他丟出來的東西到底是我們要不要的東西。那這個東西可以拉到我下一個要講到的東西，如果我們把時間點拉回到十幾年前，大約1995、1996那個時候，我們剛剛也發現到那時候的現身會帶著一種面具出來的模式，然後大家就討論到底是看見了同志還是看不見，那我會覺得時間點拉到這二、三年，大家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見了遊行看見了同志，可是我覺得這妳要去思考說我們到底要她們看見甚麼，當然我們也可以自己玩的很開心，一個可以發聲的管道，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到底讓其他人看見了甚麼東西，那她們到底看到了沒？這就跟媒體之間有很大的關係，到底媒體呈現出來的報導到底是不是我們想要去呈現的部分？這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我想要去談的是，多多猜到的沒錯，談身體扮裝是我的專長，事實上今年的遊行我也沒辦法去，因為我剛好去扮裝當別人的伴郎，所以沒有辦法參加。那我談到扮裝這個策略，幾年前同志剛剛開始要去爭這個權利的時候，在一些公開場合或座談會上，礙於現身這個話題在當時還是比較大的禁忌的話題的時候，她們會選擇用戴面具的方式來做一個現身的形式，那從前年的2003到今年的2005，我們發現在遊行裡頭，扮裝其實是一個很主流很必要的東西，可是像第一屆2000年台北同玩節的時候，就為了扮裝皇后爭執不停，就是到底要不要辦扮裝，因為這也跟媒體扯上關係，因為那時候媒體就是一窩鋒的找上扮裝皇后的身影，然後妳就會發現不瞭解同志的人就會說「原來，同志就是一群會穿成這樣嚇人的人！」。這其實很好玩，其實我會覺得已經不再只是高興穿成這樣出去，我會覺得去年和今年的同志遊行扮裝會採取一種比較策略性的扮裝訴求，比如像去年我會蠻欣賞她們那個觀世音的創意，因為你去運用的其實就是在地文化中的東西，讓別人看到妳的時候會有很思考衝擊的暴力的產生，我覺得這才是遊行要做扮裝的意義，如果說我們每一年的扮裝穿的跟十年前一模一樣，這個扮裝的力量其實會消失，不會存在。像今年是穿包青天那個草帽嘛，也就是代表每一年都有一個真正的特殊事件去抗爭，這樣子的扮裝訴求才有所謂的政治意涵在裡面。也就是我會認為說早期一點的扮裝同志遊行可能是一種吸引大家來看嘉年華秀的工具，可是我會認為接下來同志遊行的扮裝應該是作為我們訴求的一種立基，而不再只是一種吸引群眾的目光。 第三點很好玩，我那天在想的時候不曉得會跟文龍的東西搭上一點關係，我大概自己下一個標題叫「從同志遊行到WTO」，對，事實上我也不是學商的，但是我想去看的是在同志運動或者是在這種全球化的年代下，會想到紐約有同志運動，舊金山有，像剛才文龍考大家那一題，很多的國際性大城市都有，那今天台北要舉辦同志遊行是因為大家都有所以我們要有同志遊行嗎，還是說因為台北有同志遊行才稱的上是國際性的大都市？我會認為說我們自己在遊行的時候，還是要去考量到異質性不同的東西，而不是說今天台北有個同志大遊行我們就可以把紐約的同志大遊行照本宣科的copy過來，我會覺得妳忽略到自己本身的在地性文化的時候，那樣子的遊行訴求我會覺得那種力量很薄弱，不會讓我感到它有所謂的文化攻略或政治社會的層面存在。另外一個談到WTO就會談到資本這個東西，譬如說在國外遊行會看到一些商業的，比如說像starbucks，或是今年六月的紐約同志遊行會看到達美航空，就是好幾個商業都會去投入，那這個東西為甚麼到台灣，我們還是有商業啊，像我們有航空公司、有starbucks、有亞歷山大、有加洲，她們都賺了不少錢嘛，那為甚麼這些東西她們不能出來或她們不願意、沒有辦法，那是大家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然後我還想要一個流動的概念，也就是大部分的運動路線其實比較固定的，像紐約就從中央公園開始沿著第五大道往南，我很清楚，因為我今年就這樣shopping完，因為我去的時候是八月了，不過我就想好吧，我就跟著走一遍好了。但是，我們會不會有一個特定的區域，像剛剛提到比如說像公館或是紅樓、101、東區，它有不同的文化在地性的指標，那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同志運動是不是要跟我們的在地性作一個緊密的結合？就是我那一天在想，哪一年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捷運台北車站出發，然後大家全部坐進捷運電車淡水線，對，包一輛車，就沿著站可以上車，我們就可以貫串整個台北縣市的大角落。談到這個東西很好玩就是，今年在紐約的同志遊行裡可以看到紐約的警察部門NYPD她們也去組了一團，大家可以在裡面，那我們台灣好像公部門比較不會參與，那大家就可以用捷運讓大家一起在裡面嘛。 另外第四個部分我要談的是比較嚴肅的，就是從兩千年之後大家可能會發現，在兩千年之前我們在爭權利或是談一些現身方面的問題，可是兩千年之後我們看到很明顯的是一種公民權的轉向，那我就自己下一個標題「同志公民還是公民同志？」，因為事實上我會覺得今天我們不是身為同志才來要公民權，是我們本來就應該是公民，只是我們可能有另外一個身分，就像剛剛我很高興聽到的一個東西，死貓提到范雲提出的那個問題，我們不是應該先問到底我們有沒有公民權，而是到底我們要怎麼把身為公民的權利給召喚回來。這都是我覺得我們要更進一步去探討的，就是談談我們遊行的訴求或是公民權等等，可是我們只是拿到一些看的見的權利，那這背後是不是有一種看不見的隱憂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或是瞭解的東西？那這大概就是我今天關於同志遊行自己個人上面的思考和分享這樣，謝謝。 　 巫緒樑： 好，我們謝謝敬堯，他最後提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到底是同志公民或是公民同志，那整個公民權的轉向好像是今天到後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喔，自我們第一年開始扮了宜靜之後，每年都有那種偶像歌手要發片的困難，就是我們第一年扮宜靜，第二年扮觀世音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說「完了，今年還要幹嘛，去年都做成那樣子了！，那我們乾脆就集體自焚好了！」然後剛剛那個捷運的建議是我從第一年就很想做的事情，可是後來最近在看Discovery她們在重新做一些恐怖事件的那個報導，我就在想這樣其實還蠻危險的，就是我們把三四十個人都號召到地鐵裡面放個炸彈或放個毒氣，會馬上死了很多有戰鬥力的同志！好，另外一個重點，在大家整個發言的程序，我相信接下來我預計他大概會提到的所謂的在地性，或是其他剛剛文龍也有談到很多不同城市的，就是現在台灣的同志其實發生在台北，那麼對於其他地區的同志，他們其實到底怎麼看到這樣的遊行，或是在不同城市之間的同志她們到底怎麼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是甚麼，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文煜來發表。 吳文煜： 大家好，其實最後一個發言大概也沒有甚麼可以說了，都被大家講完了。其實我比較想談的是從空間的層面來談這個遊行的意義，我期待談的一個是遊行的具體的意義，直接看到遊行路線，剛剛已經有多位提到變遷似乎蘊藏著一個很有趣的意義在裡頭，另外一個我比較想要談的是身體空間的東西，最後一個我比較想要談的是全球化。先談遊行路線好了，國外有個文化地理的學者，他有提到遊行的路線其實可以代表一個城市的意義，他是以紐西蘭的奧克蘭的同志遊行來舉例，過去在紐西蘭奧克蘭的遊行，都是在類似我們的東區向外的市民空間舉辦的，直到前幾年開始，奧克蘭的同志遊行轉移到回到了同志的區域，就是像我們的西區，二二八公園這樣的區域來舉辦。這個地理學者就試圖去詮釋說，這是不是跟在奧克蘭城市這幾年的同志的地位的轉變，這跟城市之間是不是有這樣的關聯性來做探討。相對的，我們來看整個台灣同志遊行的轉變，先不看同志遊行好了，我們從這幾年台北同玩節舉辦的地點，從最早期第一屆在華納威秀，那就是一個象徵著台北的新都會象徵來舉辦的，後來有回到紅樓，好像這幾年不管是同志研究還是其他的運動的空間，當然我們也不能夠去忽略那個空間本身的便利性，但是這個中間的轉換，同玩節從東區回到了西部的傳統的都會區這樣子的一個趨向，而同志遊行呢，相對的第一年從二二八公園走到紅樓，到第二年從中正紀念堂，這個我們待會會提到的這個台灣幾乎所有的遊行，政治性的遊行都會從中正廟這個地方來開步走，為甚麼？因為它是一個政治的集結，象徵政治機器國家統治的一個空間。到第二年我們從中正紀念堂出發，新公園又再次的出現再回到紅樓，第三年幾乎擺脫了這些所有的脈絡，直接由誠品這樣子所謂的都市新貴，或是這樣的一個比較都市時尚的一個文化空間來開始走到市政府，這樣的轉換其實可以看到台北市同志文化的轉變，早期二二八公園這樣子的一個以肉慾來進行的場域，到後來前一兩個禮拜不是報紙報出來甚麼誠品變成同志的聚集區，這種似乎從肉體到精神，或是從肉體到知識是不是比較好聽一點，感覺好像似乎代表著一個都市當中同志文化的蛻變。當然我們不去評價他是一個正向還是負向的，但是他一定是一個城市文化中產階級的勢力漸漸的興起，而且有區域主流這樣子意味的現象。所以其實同志遊行其實是地理學者很喜歡在看的東西，當然今天很抱歉沒有辦法把整個圖畫出來，不然配合整個台北市的都會發展，從早期西部往東區擴張的過程也可以看的出來同志文化跟整個都市的發展是密切相合的。 但是剛剛我們聽到這麼多場域，大家感覺起來會不會覺得這些場域都是以男性的，或者是男同志的活動場域為主？似乎有這樣一個感覺，比較篇向於男性空間，那到底跟過去一些學者討論過的，到底一些同志公共空間的活動是不是比較被男性所把持住？或是說比較充斥著男性的文化？就似乎好像同志要走向街頭所要表現出來一定是具有陽剛的、具有衝撞力的、感覺起來是要去刺激甚麼的或是要去衝撞甚麼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行為表現似乎也是有一種關聯性。同志的公共空間的行為裡面，比較充斥著的是一種男性文化，從二二八公園、紅樓、甚至到中正紀念堂這種政治控管的空間，或者是到東區誠品甚至有一些雅痞的風格，似乎男性氣質的東西一直在裡面，如果大家對空間與同志的議題有興趣的話，可以多來探討。 第二部分就是談到身體空間的部分，當然我之前在做研究的時候很喜歡談那個觀音的東西，那現在大家都在談了，我就發覺到個東西已經確實被大家發覺了觀音的生命力，特別是外國人更是驚訝，就是也許下一次會有七爺八爺代表或是十八王公啊或是怎樣，就是有新的東西出現，所以這種扮裝的東西似乎有一種同志在在地的一個身體表演。但是我有一個要回應，就是剛剛敬堯說的，到底現在扮裝的東西是變成比較議題性取向，或是比較訴求的是一種特定意識的狀態，似乎脫離了他原本要顛覆那種男女角色的那種緊張的，那個張力是否就會消失掉，因為原本扮裝就是要用極端的男性特質和極端的女性特質的身體表演來顛覆我們傳統的印象，所以似乎在我的看法裡頭，其實這種過去很陰柔的，像是去年還是前年不是有孔雀開屏啦，就是要去借那些道具或服裝，表現出極端陰柔或是表現出極端陽剛的，傳統形式的扮裝似乎還是代表著某種形式的扮裝城市裡面的意義。 最後我要談的是全球化的東西，我主要分三個層面，第一個就是文化的層面，剛剛已經提到，其實全球化並不是要代表一個普同性的、均質性的文化的表現，地方性的同志文化是很重要的。第二部分就是經濟，剛剛也提到了，大家可以注意到台北同玩節這幾年其實也有一點在商業化了，其實也是要營運嘛，還是要做一些販賣的行為，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商業化的開始，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北同玩節他已經面臨到以政治訴求為主的遊行，跟以商業化嘉年華為主的遊行，這中間似乎還正在拉扯當中，不一定是拉扯啦，就是在極端的商業跟極端的政治訴求當中，似乎台北的遊行還在這中間擺盪，也是將可能成為一種融合的或極端的表現方式也不一定。最後就是談到流動，反正談全球化的東西都會談到流動，我們可以看到每次遊行的舉行，就像台灣每次不是要動員嗎，遊行的舉行其實就是流動，就是我們必須把某一些地方的人挖出來抓到某一個地方去集結。同樣的，放在台灣的脈絡也是這樣子，當台北的遊行在舉行時，南部的朋友，像今年就有以遊覽車的方式來展現那個移動的能力，表現出來她們移動到台北來參加。只是像剛剛大家可以去思考，其實移動是需要有能力的，就是說在全球化的脈絡裡面，有時候在單一城市所舉行的遊行，似乎很難，也許我們會過度樂觀，就是他是否真的具有那影響力，因為真正能夠移動的人是有限的，而且只有少數那些精英才有移動的能力，在菜市場賣菜的阿伯他可能就不知道要從哪邊去買到那張車票，然後跟上那班遊行的列車來到台北。相對的，像敬堯能夠去紐約參加遊行，我想很多人就沒有辦法，這個也是在全球化的架構之下，第三世界的人能否去第一世界參加遊行呢？或是說這些遊行比較展現出來的還是在城市文化裡面的影響比較多，反而對於整體國家，或是一個比較宏觀視野的文化其實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問號在那裡，好，我大概就說到這。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