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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今天很高興參加這個論壇,是因為我看到許多正在進行同志研究的朋友們。我覺得經過這次論壇我們才是獲益最多的學生。接著eno對於九零年代的分析,我的論文是一個同志研究的參照轉向,就是捨棄了歐美的lesbian或直接翻譯的「女同志」這個詞彙,來重新思考具華人特色的女同性愛再現。我用「同性愛」”same-sex love”這個詞來代替lesbian或女同志,再來我們今天可能會一直談到,我們做為主體介入的身分,然後我們自己的反省,我自己是在一個相當含蓄的中文系背景下受學術訓練的,對我來說,思考「文化階序」或「含蓄」這件事情是一直一直反覆不斷反省和解規訓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的論壇剛好是照著階序排的話,那我跟佳軒討論的經典文本:從張愛玲至白先勇的孽子,就是在文化階序中最頂端的作者跟文本,階序本身好像是一個不斷剝除肉身;你不斷去除你的動物性,你將所有的骯髒污穢(obscene things)排除在後面然後你才能夠一直往上爬。所以我就會以相當長的篇幅,在我文章內處理五四以降知識分子的文化階序,怎樣造成了隱而不掩的含蓄的同性戀禁忌。我要講的就是這一群對性其實看不到也摸不著;不重視性而重視婚姻,相當去肉體而重視價值交換的一群文化菁英的故事。
我們上次討論的時候,聽完其他人,我覺得我們真是慘,我分析的文本也讓我覺得太絕望了。雅丹和淑冠講的那種活生生的酷兒和西門町踢婆真是太棒了。再來是談到張愛玲的文本,為什麼我們在現代還要再談再現呢?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同性戀文化政治:再現社群和運動」,如果說,朱偉誠引用王雅各的分析中說,九零年代整個同志運動比較是一個文化形構上的轉型,也就是說我們好像有很多同性戀電影或電視可以在運動上呈現,可是事實上,整體上同性戀並沒有獲得一個實質的權利。於是朱偉誠認為這樣是不夠的。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考量現在的政治情勢,其實它比較像一個文化政治會推動影響著所謂的實質的大政治的話,那其實政治本身就是再現,於是再去分析再現也是相當重要的事。這是為什麼我會繼續從事再現的分析的原因。再來是談到張愛玲的文本,比起張小虹曾經討論過的張愛玲的中學的作品,像是〈不幸的她〉或描寫一對互稱表姊妹的伍太太和荀太太的〈相見歡〉的故事,我閱讀的〈同學少年都不賤〉比較像是龐大張學中的一個缺口,因為有對於同性情欲的露骨描寫,才能讓作為同志研究的人也能介入對於張學的詮釋的文化政治場域中。那當然不意外的是,在我搜尋的資料中,對於〈同學少年都不賤〉女同性愛的描述,在兩岸的張學研究都乏人問津。再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的張學研究是放在港中台三地的文化脈絡下,甚至可以說是華人的張愛玲研究,所以我就先為大家簡單的描述它的故事。它是相當具有張愛玲自傳性的小說,它是以趙玨為第一人稱的自傳體小說,主要描述趙玨與恩娟橫跨三○年代至七○年代既親密但又充滿羨妒、競爭的女性友誼關係。就有張學研究者私底下說其實這就是張愛玲和炎櫻的故事。可是大家別配錯對,並不是她們倆。在上海三○年代教會中學就讀時期,趙玨喜歡一個籃球健將赫素容(在分析中我把她看成踢),但這段戀情最終因為趙玨收到一封赫素容很熱情的信,趙就很奇怪的說「她不是喜歡我,她是要找我去左派」,趙就想「那我不要被她騙」就結束了。 恩娟則與相當具有舞蹈與運動天分的芷琪相戀,但最後兩人都無可選擇地進入了異性戀婚姻。這個故事裡面所有人都有結婚。然後大學以後,趙玨選擇逃婚,漸漸的和恩娟走上不同的路,就有點像是,在華人脈絡下,有一種是良家婦女,有一種是不良的女人。所以, 趙玨就是那不良的女人,她後來就跑單幫,認識一個男人,而那男人據說就是胡蘭成的影子。七零年代她們在美國再見面時,恩娟所嫁的猶太人已經變成內閣首長,所以恩娟就是內閣首長夫人,可是趙玨覺得跟恩娟聯絡就好像窮親戚一樣,所以她跟恩娟聯絡充滿了比較和不愉快。然後她只好在內心指責恩娟:與丈夫雖看似美滿但其實只是事業伙伴,而恩娟對中學時代的同性戀情誼念念不忘,而我已經完全忘記了,所以我比你強,這個故事就是這樣。所有討論中有討論到的只有周芬伶,她是把張愛玲少作〈不幸的她〉都讀成「同性愛」作品,含蓄的張學研究者都挑選了些什麼樣的片段?他們可以說「張愛玲雖然描寫同性愛,但同性愛是同性浪漫愛,是著重精神層面、形而上、去性的」因為它沒有目的性,所以顯得純真雋永。但卻不足以替代異性戀,那我就替大家唸一下他所選擇的當中同性愛的片段: 以下是趙玨的內心戲:
1. 有時候在人群中看見她。(赫素容)不論見到沒有,一擠到廊下,看見穹門外殷紅的天〔…〕趙玨立刻快樂非凡,心漲得大得快炸裂了,還在一陣陣的膨脹,幾得胸中透不過氣來,又像心頭有隻小銀匙再攪一盅煮化了的蓮子茶,又甜又濃(18)。
2. 學校裡流行『拖朋友』,發現誰對誰『痴得不得了』,就用搶親的方式把兩人拖到一起,強迫她們挽臂同行。〔…〕趙玨總是半邊身子酥麻麻木,虛飄飄的毫無感覺。『拖』過幾次,從來不記得說過什麼話。她當然幾乎不開口(19)。
我想比較的是,台灣因為對酷兒理論的接受程度,跟中國在接收上會有的差異。那中國更妙,陳子善說「張愛玲是描寫對純真友情的依戀」不然就說「三十年代不是丁玲、郁達夫、巴金等作家都不同程度的寫過同性戀嗎?」(陳子善,2004: 177-181)他的說法就是「這是純真的友誼」不然就是「這是同性戀,大家都寫過有什麼了不起」不然就是說「這是張愛玲在文學題材上的進步」含蓄的張學學者就把這層再現看成是美學上的改變,在我的閱讀中,小說主角趙玨其實對同性戀禁忌相當自覺,不管是作者或分析者對同性戀禁忌都相當有自覺,詮釋者透過詮釋的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同性愛好像被浪漫化或去性化。或僅僅是友誼。那小說主角又寫得非常含蓄,但是因為她寫得相當露骨,以至於詮釋者也不得不承認是有這樣的描述,那描述是什麼呢?於是我選了一段其他分析者都沒有提到的一段:
還有一次她剛巧瞥見赫素容上廁所。…她認了認是哪扇門,自去外間盥洗室洗手,等赫素容在她背後走了出去,再到廁所去找剛才那一間。…平時總需要先檢查一下,抽水馬桶座板是否潮濕,這次就坐下,微溫的舊木果然乾燥。被發覺的恐懼使她緊張過度,竟一片空白,絲毫不覺得這間接的肌膚之親的溫馨。(19-20)
我所能唸出來的就是這樣。文化菁英的同性愛慾望表達最多就是共用一塊廁所坐墊。我試圖跟整個張愛玲研究的敘事來對話。因此這樣含蓄卻露骨的敘事手法其實正是梅家玲所說的:張愛玲典型的「參差對照」。梅家玲將之說成是「你不能用大紅配大綠這樣太俗了,所以你應該用桃紅來配蔥綠,這樣就會有一種永難忘懷的回味又有對照」她說是「相互輝映、蘊藉涵融」而這種美學是一種相當含蓄的政治力。於是在我的論文大略分析了,即便是在張愛玲文本中,她所描述的同性戀記憶都是相當含蓄的,比方說她不會說當時有同性戀恐懼,她會說「原來我可能是被認成磨鏡黨」那磨鏡黨就是同性戀的污名,或者說她不說校規禁止同性戀,她會以「不可同房」對照出「禁令」,她連「同性的性」都不能在規定當中被說出來。所以我認為這正是異性戀文化政治介入的兩套方式,要不是默言寬容不然就是標舉美學迴避了女同性戀愛慾的再現。最後我要提出的是彆扭婆的敘事體。就是不只是小說可以被讀成一個踢婆再現,我認為在剛才的小說敘事底下,張愛玲其實是用一個相當彆扭的婆的敘事體,她在意識到自己的慾望時,她對自己come out了,但是她又不像踢一樣是以劇烈的方式跟社會衝撞,彆扭婆是一種對於規訓相當有自覺而又非常意識到自己在文化階序上會因為這個缺陷而滑落,於是她總是相當含蓄並且默默忍受痛苦才能夠去表達出來。這比馬嘉蘭說的,同性愛好像只能夠在回憶當中才能夠被再現,更加的進一步,我認為彆扭婆以幽微的對物件的細節描述,來描述她的慾望,而愛本身卻是從沒說出口的。她極力在沈默中求生存,默默承受著無人知曉的苦痛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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