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論壇第卅六場：東亞不曾後冷戰
East Asia Has Never been Post-Cold War

　

時間：

2005年4月24日（星期日）下午2:00 ~ 5:00

地點：

紫藤蘆茶藝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02-23637375）

主辦單位：

文化研究學會

籌畫人：

文化研究學會

主持人：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論壇引言人：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系）
馮建三（政治大學新聞系）
Alain Brossat（法國第八大學哲學系）

此處所刊登的是會議逐字稿，發言者如有任何意見，請洽學會秘書處 csa.taiwan@msa.hinet.net，謝謝。

朱元鴻：

首先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這一場文化批判論壇，這是第36場，主題是「東亞不曾後冷戰」。我在這邊稍微說明一下這個主題，原來最初的構想是「戰爭•內戰」，「戰爭•內戰」是目前我們在規劃的6月24日交流活動，特別是交大跟巴黎八大哲學系有些構想，那這些構想正好也呼應了台灣現在瞬息萬變時事的發展，這個構想讓我們邀請一些關心的學者一同來討論。這個構想因為是比較大的計畫，所以說，也希望藉由今天的機會，能夠有一些討論，所以今天的講者原來也有一些戰爭•內戰內一些議題，提出來跟大家分享，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背景。我這邊也稍微說明一下這個主題，這個就隱隱約約在腦海裡面曾經去思考過，他的背景是這樣子，我們大概在座跟我一樣，也就是說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那麼這個冷戰表現在許多方面，比方說從經濟到民主政治，那麼比方說軍備競賽的時候。當然在經濟上面也形成，特別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變成一個非常難以抗衡的結構，而這個結構其實我們也很難去對抗，事實上在冷戰期間對我們心理上有非常的影響，不只是核武的陰影，這在美國是非常真實的，也包含以反共，或是國家安全思想檢查來進行，在台灣，這個和平競爭的問題我們絕不陌生。所以說我們長大的這個過程，這個經濟體制到民主政治到這個，冷戰的和平大概在1989年末的時候，柏林圍牆倒塌，然後隨著一連串的我們講的東歐蘇聯瓦解，蘇聯在1991年瓦解，蘇聯的瓦解被稱為the end of war，那麼從此開始，我們逐漸發現世界史的標籤裡面，也就是後冷戰，也發現近十五年來事實上我們是把他稱為後冷戰時期。但是呢，我們今天的主題事實上是有點挑釁，挑釁在所謂冷戰結束之後，我們是否真處在一個後冷戰的時代裡面？那麼對於這樣的質問，不只是以台灣的情形來質問，其實事實上歐洲，我們知道歐盟的發展在疆界上以及族群上發生的種族戰爭，在後冷戰時期，也有一些比方說Balibar提出質問，但是仍然有看待這樣的區分。那麼如果我們比較真實的看待美國現在這樣的狀況的話，事實上也會發現包括我們稱為9/11的這樣一個恐怖攻擊事件，事實上都是冷戰結束後可以被理解的一個發展，主要是他們面對的組織問題，其實已經是美國政府包括這個阿富汗的這些戰爭等，所以更進一步說，美國經濟，仍然是美國經濟競爭力的保證，使得它成為美國在獨佔率更顯著的提升。當然就是說最近有些9/11以後新的發展，特別是美國國內對公民或者非公民任何涉有的這些人，以一種這個無限阻滯，包括美國法案修改等，我想經常進出美國國境，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要接受這樣子的一個檢查，這種檢查比方說當代的一個學者Agamben都曾提出來，他舉了許多例子，不只是美國，事實上20世紀西歐和美國透過這種統治的策略，他其實是透過這種叫做意外狀態或者緊急狀態的非常處置，這種非常處置，以一種種種不太確定的擴張，把民主政體轉化成一個極權政體，那麼像這些個狀況，檢討的不只是美國的狀況，其實我們也可以設想台灣的情形，看到台灣的情形，只不過從台灣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到從兩蔣的時代，事實上已經存有對於思想的檢禁，事實上是在冷戰的這種背景下進行的。那今天我們看到說這樣子的一個統治策略，那麼從兩蔣到一扁，這就是我提出來，我們比較挑釁的一個題目就是說我們是否已經處於後冷戰時期？當然目前情勢的一個發展，我想瞬息萬變的，當然跟我們「東亞不曾後冷戰」的主題有很大的關連，包括美國日本的新安保條約等等。那麼待會引言的一個順序，按照我先來介紹幾位引言，在我右手這位劉紀蕙教授是交通大學社會文化研究所的教授，然後石之瑜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馮建三是政大新聞系的教授，在我左手邊這位是法國巴黎八大哲學系的Alain Brossat教授，他發表的這篇文章是用英文發表，大家手上都有，待會這個stasis希臘的一些脈絡，他也發表了一些霍布思的這個著作，這個著作也是我相當喜歡的一個著作，這個著作我也是希望待會有機會跟他討論討論，一些非常有趣的歷史值得我們去思考。接下來我們大概就按照這樣的順序請我們的引言人引言。

劉紀蕙：

二十一世紀揭幕沒多久，我們目睹了一份充滿內在分裂而預示了暴力合法化的政治宣言文本「反分裂國家法」的發生。此份法案於2005年3月14日第十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以穩定、和平與利益為主要訴求，配合以經濟合作、通郵通商通航之互利互惠，揭示了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以及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遠景，保障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規劃未來關係，商議台灣的國際地位與活動空間，而最終寄望於和平統一的局面。

此法案一經公布，立即獲得海外華僑的廣泛支持。中國人民網上的網友更是反應熱烈，紛紛表示這是「維護國家主權，完成國家統一的法律，是正義的，受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支持的。」「大陸台灣，戰則兩傷，和則雙贏，分則弱，和則強。」「對待"台獨"要像對待"非典"〔SARS〕一樣，早發現、早治療、早隔離。要用鐵的手腕，不能要半點的“婦人仁、匹夫勇”﹔要對事，更要對人。」「害怕統一戰爭的決不是大陸！」

此和平統一的說詞，有關「祖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等，預設了一種國家狀態的常態與起點，也就是台灣與中國共有一個「祖國」，共屬「中華民族」，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領土版圖，或是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所說的，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份。因此，根據此「憲法」，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反對國家分裂的法案因此成立。任何不穩定狀態都必須被糾正，使其回到起點所規範的國家範疇。

「反分裂國家法」的第八條其實是此法案的核心精神。此法案以和平為說詞而遮蔽的，正是其以「非和平方式」處置台灣的合法性。正因為此法案單方面將台灣納入主權範疇所及之內，所謂「內部」，或是「我們」，因此可以對台灣執行禁令，禁止台灣「分裂出去」，並且進行所謂的「聯合打擊犯罪」，擴大警察制度，甚至可以不經過憲法所規定的最高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逕自由國務院與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實施非和平手段。所以，第八條已經構成了「戰爭動員令」的門檻，而且，是一條簡易的過道。

甚至，此法案將未經定義的「台獨」以相當自由心證的方式暗示為少數人，保證「依法」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減少損失。禁令，ban，規範了相對關係與懲罰的原則，第九條實際上便是戰爭法。「台獨」是不可理解而持續發生變化的他者狀態，如同可怕的內部病體，「非典」，需要被殲滅。

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其中幾乎沒有界線。法之暴力的展現，莫過於此。正如Étienne Balibar所言，最根本的暴力合法化手段，便是預防性反暴力的立法行動，因為此預防性的和平之法賦予了不需被質疑的施暴權利。我們需要質疑的，正是此法之構成邏輯。

此法之構成，是立基於現代國家的想像，更是摻雜了有關中華正統、華夷秩序與東亞文化中心的古老信仰：我們都是來自於中華民族，原本我們共有此傳統，我們有義務共同維護此領土與主權的整體性，此刻的分離是暫時性的非常態與不穩定狀態，我們需要回到常態或正態，以便重建秩序。這種隱藏的命令式前提，暗示了華夷變態、東亞文化中心移動說的夢魘，或是經過現代化過程而被增強的閹割焦慮，此焦慮造成了這個持續害怕失去、害怕不穩定的否認心態，否認變態，否認事件的發生。

反觀台灣，此類內藏分裂的恐懼文本，亦處處皆是。從過去的秋海棠地圖與萬年國會，到今日的同心圓歷史說或是橫擺台灣地圖看世界的視角，都是爭取文化中心的正統論，或是以片面主觀而投射的世界秩序，底層遮蔽的是失去控制的恐懼。當國家主政者的主觀位置改變時，教育機器便隨之進行主體認同工程的解體與重組。成長於其間的年輕人需要親身經歷此歷史記憶肢解、甚至內部區分排除的隱藏式國家暴力。因恐懼而進行鞏固主權與排除他者的各種禁令，所謂「本土化」或是「去中國化」，已經逐漸使台灣文化淘空，而沒有足夠的文化歷史與象徵資源供我們展開思考與文化的工作。

問題關鍵何在？

所謂國家的常態或是正態究竟具有多大的有效力？「我們」的疆界如何劃分？或許這些統稱性的陳述只是遮掩失去與敵意的修辭屏障？是否「國家」是個錯誤的想像結構？我們可否不必為國家而戰爭──無論是外部的敵人或是內部的敵人？

Alain Badiou曾經十分精彩地指出，政治性地要求「我們同在一起」是十分弔詭的問題，因為，首先這個集合體的範疇便需要被定義。當猶太人被歸類為德國內部，此被建構出來的「外部」就可以在內部執行監視控制。而希特勒之所以可以透過軍事執行殲滅猶太人的行動，正是因為此政治範疇將猶太人納入內部。中國將台灣納入政治版圖，亦是同理。Badiou亦強調，納粹屠殺事件並不是單一的惡之行為，而正是當共同體的集體共識共處與常態的論調成立時，惡便會透過政治而產生。所謂的惡，其實是主體語言或是主權邏輯所生產的範疇。Badiou甚至建議，對「事件」的認知可以解消政治之惡的可能性；而所謂「事件」，是讓此處之情境結構、意識型態、知識體系「之外」的事物與狀態可以發生，而讓變化的過程持續成為可能。

或許，我們也可以要求讓台灣的發生成為一場持續的事件，讓人群聚居的模式以各種方式發生、讓偶然存在、讓「變態」出現，而不被國家的統稱所侷限，不以國家或是國界之間的模式定義自身。歐陸當代哲學家所思考的問題，例如Giorgio Agamben所說，若要抗拒極權統治，就要抗拒主權邏輯，抗拒潛勢與實踐的關係，而使得外部的潛勢得以不斷處於湧現發生的狀態，而不至於被規範性的命名實踐所遏止，或是克莉絲蒂娃所說的，我們可以選擇成為一個跨越疆界、超越國家的世界公民，可以在起源所賦予的出生證明、宗教、社會、政治、歷史等特定場所之外自由選擇，而「國家」是個不斷變動的象徵體，是人群聚居處的語言活動，是過渡性的空間；每個個體都可以透過語言而離開私密的家庭強制管束空間，而進入一個與他人共處的公共空間。

這些想像的模式，是值得讓我們參考的。台灣的「發生」處於進行式之中，這是個漫長的事件，內部持續發生變化，沒有任何規範性的統稱或是範疇可以命名或是侷限此過程。我們或許需要有更多的能力，不受恐懼所壓抑，而容許各種變態或非常態發生；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語言行動，交換各種不被國家所侷限的想像模式，包括對於歷史的重新探問，解開因現代化國家機制以及冷戰結構而構成的意識型態之固置，對於他者主客轉換位置的理解等等。如此，或許恐懼與防衛性的疆界禁令與主權的對抗可以不必發生？

石之瑜：

我寫了一些東西，但沒有辦法像劉老師這樣，我的是很草率啦，我想先從朱老師演講稿開始講起，我們朱老師抱怨他寫了這個東西我們都自己講自己的東西，我就先從朱老師的這個題目講起，那麼朱老師認為他的題目有點挑釁，我想我先來對朱老師挑釁，我從他這個題目看到「東亞不曾後冷戰」，我覺得這個題目有兩個預設前提，這兩個前提我覺得都是值得討論。第一個前提喔，我覺得好像冷戰在題目裡取得某種本質化的地位，冷戰已經發生了，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後冷戰，然後我們批判說其實沒有後冷戰，因為後冷戰時代裏面，有很多現象，跟過去冷戰的現象其實是藕斷絲連，甚至可以說是千絲萬縷，所以沒有後冷戰。這個批判是強而有力的，在這個批判的前提必須先存在，不然哪裡來討論說後冷戰發生了沒有。第二個前提就是東亞跟冷戰是兩個分開的概念，我們看了在東亞這塊地域上發生，東亞這塊地域有沒有進入到後冷戰時代，那麼冷戰、東亞到底是不是兩個分開的概念，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回溯的話，我覺得也有值得我們探討的地方。

我想第一個想要描述的時代就是跟後冷戰共同的時代，但是完全不同概念的，就是大陸在90年代提出來的，大陸的官方在講到「後冷戰」的時候，絕對不講「後冷戰」，講「冷戰後」，「冷戰後」跟「後冷戰」在概念上很不相同，因為「後冷戰」意思就是說冷戰已經過去了，下一個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所以大家可能要進一步的去互動，去磨合來看看冷戰之後新的資訊是什麼。當時美國最早提出來就是「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當然講的也不是國家，也就是號召一個以人權超越主權的時代的來臨，所以我們如果了解後冷戰概念的發展，就不會奇怪為什麼大陸領導人剛開始不用後冷戰而用冷戰後，因為冷戰後這個概念預設冷戰結束了，就應該回到冷戰前的秩序啊，那麼冷戰前的秩序是什麼呢？就是主權國家跟主權國家彼此平等的秩序，其實在大家認識的冷戰之前並不是主權國家都平等，但是大陸常講冷戰後，意思就是冷戰有兩大超級性的控制，那麼現在兩大強權不控制，當然就是國家跟國家應該平等，回到一個想像的冷戰前國際間主權國家平等的狀態，當然這個狀態是不存在的。

那麼我提這個就是說同樣是描述後冷戰，他有一個不同的概念提出來，因為他的論述者敘述者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這個我們講說冷戰跟東亞這兩個概念，我想大家都知道東亞這個概念流行起來是跟19、20世紀初日本的這個亞洲主義是有關聯的，然後將整個的這個亞洲，他概念當中的亞洲最早還包括印度，少部分的人講到亞洲的時候，非亞洲尤其主要是跟歐洲來對比的時候，剛開始還有提到一種，那後來越來越明確，講得就是東北亞跟東南亞，就是我們今天概念中的東北亞和東南亞，所以東亞這個概念一開始就是非常強的價值取向，他就是要與歐洲對立，那麼孫中山在與日本交往的過程當中，對於亞洲主義曾經寄予厚望，所以整個東亞的概念可以說是19、20世紀初期面對歐美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後來當然因為這個大東亞共榮圈提出來之後，二次大戰爆發，使得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概念，當然過去一段日子相當負面，在近年大東亞共榮圈在日本又有正面的評價。那麼東亞進入到這個，我們講說東亞地理的狀態他一開始進入的是對歐美一個差異的呼喚，那麼也就是說東亞是非歐美的，那麼當然亞洲的學者，尤其是日本、韓國的學者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去尋找亞洲主義的內涵，有的人找不到，有的人宣稱他找到了，當然有很多的辯論。可是呢在美蘇兩大集權興起了之後呢，其實我們看到所謂的「冷戰」是把這個圍堵線從東亞切割開來，日本、韓國、南韓、台灣、到菲律賓、東南亞、越南去圍堵所謂的共產政權，這個圍堵線可以說硬生生的把東亞切割開來，如果冷戰真的有效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說東亞已經不存在啦。

為什麼要說冷戰跟東亞的關係呢？因為冷戰是把東亞切割了，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思考的話，冷戰其實讓在東亞地區的這些人，透過冷戰，用一種非常詭異的方式，來重新維繫東亞這個概念，過去我們講到東亞這個概念她是跟歐美作對比的，就是我們是東亞，他是歐美，我們是以非歐美的姿態成為東亞，可是在所謂冷戰發生之後冷戰的想像之下，我們看到說東亞之所以被維繫，因為許多的這個所謂自由主義的國家他都是仰賴美國的，那所謂共產主義的國家他都是依附蘇聯，就說他不是一個與歐美比較後說我是什麼的國家，相反的而是這些被圍堵線切割的一些國家，他把焦點放在圍堵線另外一邊，比如說台灣跟大陸，這樣一種對立狀態，或南越與北越。也就是說東亞在冷戰時期，雖然說已經被圍堵線明確的切割成兩塊，已經不構成一個東亞的概念，那他之所以能夠維繫呢，是因為被切割的這些國家執意把冷戰看成它們內在的一部份，就說他依附冷戰和平之下從事他的內在，既然是內在的話，也就是說台灣跟大陸沒有分開，南越跟北越也沒有分開。那麼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身分宣告方式，因為我們在做身分的研究時一向是認為身分的維繫是要與外部做區隔，我不是誰所以我就是誰，一種認同身分取得的手段，可是在冷戰下的東亞，他取得繼續作為東亞的手段，不是在跟歐美作對立，相反的他是分別依附歐美不同的國家之下，選擇另外一個對象作為他內在的一個對象，用這樣一個方式來宣告說我的一個對象是誰，而使得我跟對象之間取得一種矛盾共生，在這個矛盾共生，我們繼續成為東亞的一部份，與我們所看到所有關於身分的學術文件所講的，必須要與外部區隔，我才能成為一個自己，是頗有不同。

而這種現象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有冷戰的緣故，如果沒有冷戰的話，這些被視為東亞的人們，他不可能透過一種與歐美聯繫勾結的方式來進行他的內在，而藉由內在來完成他的策略，這樣一種特殊的詭異地現身策略。那麼我覺得這是冷戰跟東亞，如果我們要去解釋東亞他跟冷戰的關係，必須要去強調冷戰跟東亞他的內涵，而不是說把冷戰和東亞看做兩個不同的概念，然後再拿在一起討論。冷戰是東亞的一個內涵，那麼當然就是說，如果我們認為冷戰基本上是個想像，那麼多國家建立了某些軍隊，建立了某些核子彈，然後把核子彈往某一個方向指向，就叫做冷戰的話，那麼其實我們這個太忽視人類想像，同樣的我們把他武器建構出來，然後我們把他用冷戰的概念解答，現在當然我們不去講說用什麼其他的方式，在思想上有什麼其它方式來理解這種武器相互對立的狀態，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因為就冷戰的概念來了解這種建軍，以及這種指向的方式，其實，冷戰他是有賦予這種資源配置跟行動意義的思維，所以冷戰他也是一種想像，我們今天如果要回過頭來去證明冷戰發生了，冷戰確實是發生，我們必須要依附在冷戰思維裡，而不是這種武器的建構，跟武器之間彼此的行動，必須要回到冷戰的思維，那麼也就是說冷戰是某種賦予意義的想像的圖像之中。

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冷戰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是不是冷戰要被當成是冷戰在理解，在這樣子的一個冷戰情形之下，我們再進一步的去看後冷戰的情形，我們就可以去質疑說，如果我們要批判冷戰，或者批判戰爭，或者批判後冷戰對於戰爭即將過去這種想像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將戰爭中這種對立面同時進行批判，很多人講說冷戰、冷戰，冷戰其實就是一種和平維繫的方式，事實上如果沒有冷戰，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老早打起來了，打仗不知道打成什麼樣子，今天這些第三世界的國家沒有發生戰爭就是因為有這兩大強權在對立啊，他們之所以沒有發生戰爭就是因為他們有核子武器的保護啊，所以看起來他是一個沒有戰爭的狀態，那麼我們如果要批判他，就必須要把他講成是一種戰爭狀態，批判，我們說他是一個冷戰，那如果說我們不要強迫自己，只能批判戰爭的話，而同時看到說戰爭與和平在人類的概念當中一向被看作一體的兩面的話，我們就不會害怕說對於戰爭必須要批判，對於和平必須要保護這樣一種道德的壓力，就說批判戰爭同時也在批判和平，因為戰爭與和平是一體的兩面，就說我們如果不講冷戰是冷戰，而講冷戰是冷和，那麼我們是不是要批評他，因為我們可能認為說，冷和的狀態是不錯的，因為他維繫了絕大部分地區的和平，所以我們說他不錯，我們說他是冷和，那麼這個冷和是不是好的現象呢？如果我們發現，冷和只是要某一種族群壓迫另一種族群的現狀的話，可能認為他也不見得好，所以我們必須要拋開戰爭一定是壞的，這樣一種思維，戰爭與和平是一體的兩面，當我們講和平的時候，就是兩造之間取得了某種共同存在的方式，這種存在方式彼此之間要能相互溝通，就說我如果存在的方式，是你完全不能認識的話，那麼你就是把我殺掉了你也不知道啊，或者說我存在的方式是你完全不能忍受的話，那你就是殺掉我也覺得你做的是頂天立地的最道德的事，所以要使和平的狀態存在，和平的兩造或者多造之間，要有某種共通形式，在我們文化研究鼓吹差異的人的眼睛裡面看來，這種共通存在的形式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的表現呢？所以是不是任何一種和平的概念裡面都必然隱藏了某種暴力，因為他規範這些本來可以不同形式的概念相互溝通，他才能夠取得正當性，所以當我們在批判戰爭的時候，必須要了解到戰爭的反面和平，他同時也可能成為一種壓迫的現象。

我寫的這個短短的東西，其實是在講說，這個賦予戰爭理性的社會學家，跟反對戰爭批判戰爭的人，雖然他們在立場上有很多的針鋒相對，但這種語言邏輯忽略了，我們有很多的喜怒觸發的原因，他的動機，是語言所沒有辦法表達的情感，這些情感不是說用語言邏輯可以表達出來的。假如說這個批判戰爭跟這個賦予戰爭理性這兩種思維，他在辯論的過程當中沒有認識到，這只是辯論而已，他們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有一天，譬如說一天到晚討論戰爭的人，他對戰爭產生一種深痛惡絕的情感，使得她在對自我理智上認知上的自我認識喔，發生一個混亂，或者是說認為戰爭十惡不赦的人，有一天覺得他的這種差異性被無情的殘忍的壓迫，而必須要訴諸類似戰爭的這種手段，他會不會對他自己的這種行動感到困惑？我過去一輩子主張和平的，現在這種和平的不可達到，我絕對不能訴諸暴力的戰爭，那麼這種情感的不能表達以及這種差異的被壓迫，或者這種壓迫差異，不一定是被壓迫差異的需要證明，也有壓迫差異的需要證明，我可能過去被人家強姦過，所以我對我自己存在的現象感到被污染、很骯髒，所以我隨時不斷的要放血，要把我這種骯髒的血換掉，所以我有各種各樣的對我自己暴力自殘的行為，從放大社會面上講，也可以是如此，譬如說某一個社會曾經被殖民統治過，我就覺得我這個社會的血源不純淨，不斷的要對社會的人進行侵襲，才會覺得我這個社會感覺上越來越乾淨，那麼這種對內的壓迫，或者對外的抗爭同時是戰爭的行為。那麼什麼樣的戰爭行為他是合理的合法的，他可能看法完全不同，但他們都不能夠處理，就說當這種訴諸暴力需要出現的時候，他的動機往往不是我們用語言邏輯可以表達出來的，那麼我今天寫的這個小小的東西，所要講的就是，我們可能要發現在情感和認同這種可能促成不同行動的動因，而這種動因和平可能是保護差異的，戰爭可能是保護差異的，所以我們用戰爭來批判的東西，必須要非常謹慎的了解到戰爭的對立面和平，在我們批判戰爭的時候，同時也是在被批判，而不能把戰爭當作是一個單獨存在的現象。我想我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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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朱偉誠，伍軒宏，范雲，柯裕棻，蔣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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