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名》：「非-」的提問與歷史前衛主義 羅立佳，交大社文所©版權所有 前言 杭曦耶(Jacques Rancière)在他的《歷史之名(The Name of History)》一書中，有兩類使用語詞的方式，交錯且反覆出現在整本書中；他並以這兩種使用語詞的方式，作為他切入、鋪陳、爬梳與詮釋問題的觀點與工具。 第一類是一系列以「非-」(non-)為字首的語詞，包括非事件(non-event)、非場域(non-place)、非關係(non-relation)、非真理(non-truth)、非知識(non-knowledge)…等語詞；這類「非-」語詞的使用，與其說，表達了這些語詞「不是」事件、場域、關係、真理、知識…，還不如說，「非-」表達了事件、場域、關係、真理、知識…「之外」的「另類」事件、場域、關係、真理、知識…；或是表達了事件、場域、關係、真理、知識…未被看見與理解的面向。藉此「非-」的使用，一方面暗示事件、場域、關係、真理、知識…，有約定成俗且固定下來的意義；另方面則試圖以「非-」的使用，彰顯語詞意義還有其他未被打開的可能性。 第二類則是諸如歷史(history) 、大眾(mass)、階級(class)、異端(heresy)、普羅 (proletarian)、民主(democracy)…等語詞，杭曦耶在書中則不斷強調，且試圖呈現這些語詞本身的一字多義(homonymy)，以對立於學術場域─尤其是社會學與政治科學，甚至歷史學本身也受到影響─對上述語詞有其逐漸科學概念化的解釋與理解。此種對語詞科學式的理解，追求的是語詞意義的簡潔、純粹與固定，以供操作；它終將遺忘語詞本身的一字多義，也將遺忘語詞意義本身在時間積累過程中，曾出現過的「變化」，以及語詞本身豐富的意涵。 從這兩類語詞使用，我將逐步進入《歷史之名(The Name of History)》一書，探索杭曦耶如何深入史家的工作坊，批判歷史研究的主題、材料、工具與觀點，並提出他自己對歷史研究的看法。 一切都從國王之死開始 「1598年9月13日菲利普二世去世。」(Braudel, 2002: 784 ) 國王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的大事件，也是編年紀事上有文獻可考的具體事實，應該是個十分具有正當性可以大書特書的主題／主體(subject)。然而，在布勞岱(Fernand Braudel)厚厚的兩大卷《地中海史(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之中，卻隻字未提到菲利普二世，直到全書最後一章的最後一節，用了短短三頁的內容，簡單交代了菲利普二世的死亡與生平功積。這是什麼回事？ 當史家試圖否認事件以及事件的重要性時，通常會有兩種手法：一則是不去提事件；二則是解釋事件對歷史並無詳述的位置。不過，杭曦耶認為，布勞岱如此處理菲利普二世的死亡，則跳脫了上述兩種手法的任何一種，進而將這個事件說成是個「非事件」。(Rancière, 1994: 11) 為什麼是「非事件」？什麼樣的「非事件」？ 之所以將這種處理國王之死的手法稱之為「非事件」，杭曦耶認為，布勞岱在這本名之為《地中海》的史學著作，以完全不合比例的篇幅，次第呈現地中海的各種地理景觀、氣候條件、社會型態、文明型態，乃至於各式各樣的大小戰役，直到最後的三頁，才描述了國王之死。透過篇幅的對比，企圖顯示出，隨著歷史主題和觀點的轉變，原本的歷史主角，也就是國王，在這種「新」的歷史觀點與歷史書寫下，不再適合成為歷史的主角。 從而，三頁的國王之死，成了國王的謝幕劇碼。布勞岱以一種如同史家身歷其境且隨侍在國王身旁的寫作方式，半描述且半評價國王的生平，一方面暗示，國王作為歷史中心，與推動歷史的動力，已隨史家這場寫作的「表演」，跟著退出歷史舞台；另方面，相對於國王退場，史家所要迎接的，是新的名之為「地中海」的歷史主題，以及如何捕捉、確認與描述「地中海」的一系列觀點、材料與方法。 因此，國王之死，不只表示國王去世的這一事實，還象徵著國王作為歷史中心和動力也跟著死了；象徵著國王作為歷史書寫的中心，將要被另一個主題和對象所取代。 那麼，作為「非事件」的國王之死，其實是一個隱喻，代表國家或國王所屬的政權，進入緊急／例外狀態，產生了權力的真空，這樣的真空，使國王作為歷史的主題／主體的合法／合理性被懸置起來，不再佔據歷史發聲的位置(place)，歷史發聲的位置頓時呈現真空的狀態，必須朝向真空之外的「非場域」(non-place)，尋找新的歷史發聲主體，賦予其新的位置(place)。 如此一來，有別於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古代傳統認為，政權的更替是源於階級衝突與權力分配的不平衡(Rancière, 1994: 19)，它無法解釋「國王之死」在現代政治的意義，亦即，現代革命，及政治主體由國王轉為人民；也無法解釋「國王之死」在布勞岱書中所表現的「非事件」意義。 杭曦耶則藉此帶進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他目睹現代政治革命，開啟現代科學，意識到「政治的失衡，首先是語詞的失衡。」(Rancière, 1994: 19)，以及「嚴格來說，政治的失序和知識的失序是一致的。」(Rancière, 1994: 21)從而建立一種杭曦耶所謂「皇家─經驗主義」(royal-empiricism)的理論傳統，得以在政治主體、人民之聲與理論書寫之間取得平衡。 同時，也藉由霍布斯的理論傳統，反過來質疑布勞岱所安排的「國王之死」，及其帶出的「地中海」之生，是否以地中海之姿，以一種史學革命之姿，壓抑了現代政治革命在歷史上的意義，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意義。(Rancière, 1994: 21-22) 然而，國王之死所產生的權力真空，難道不是眾聲喧嘩？不是力量關係的過度？一旦所有的聲音都冒出來，爭奪發聲的位置。史家該如何適當地安排國王之死，平息混亂的聲音？藉由霍布斯的「皇家─經驗主義」，得以暴露出布勞岱尚未平息的聲音；可是，「皇家─經驗主義」又真的平息了眾聲喧嘩了嗎？ 數不清的話語與談論 為了進一步回答這問題，杭曦耶繼續探討國王之死帶出另一個場景：數不清且到處流竄的盲目話語。(Rancière, 1994: 24) 也就是說，不論國王之死作為事件還是非事件，它都產生了一個例外狀態，一個真空(void, vacancy)，一個不斷吸納話語與談論(speech)的真空，使真空成為包圍著話語與談論的「點」，無法被穿透，也無法讓話語與談論消散，總是滿載著過度的話語與談論。 然而，話語與談論究竟是文學與紀事，還是被認為是歷史與史著，則端賴史家如何處理這些紛雜數不清的話語與談論；「如何處理」，決定了它是前者還是後者。因此，話語有可能被抑制，被視為不具科學意義的談論；也可能被討論與解釋；甚至，也可能根據話語與談論，重塑敘事(remake the narrative)。(Rancière, 1994: 24) 從史家如何處理話語與談論，杭曦耶比較兩種的處理方式：一、編年和文學的傳統，二、來自學院的史料編纂；兩種天差地別的處理方式，如何具有關聯性。 杭曦耶以塔西陀斯(Tacitus)的《編年史(Annals)》為編年和文學傳統的代表例子。他提到《編年史(Annals)》曾記載一個事件，是關於羅馬皇帝(Augustus)死後第二天，軍隊叛亂的事件。塔西陀斯描寫的這場叛亂，其中有個小插曲：皇帝死的那個晚上，軍隊將領為安定軍心，安排一名會雜耍表演的小兵皮西尼奧斯(Percennius)在眾人面前表演，以度過這例外狀態的夜晚。 誰知，這名小兵開始在舞台上敘述與表演軍人在軍中種種不公平且悲慘的待遇：諸如吃穿住怎樣的不好，武器如何不精良，軍俸如何的稀少，以及，離家出外打仗多年卻又無法回家…等狀況。 這段插曲，成了後世史家不斷爭論的焦點。杭曦耶引述奧爾巴哈(Auerbach)對這段的評論：奧爾巴哈認為，儘管塔西陀斯認為無須替這起事件尋找理由，卻又在敘述這起事件中安排這個插曲；甚至，塔西陀斯利用了「摹仿」(mimesis)的寫作手法，讓皮西尼奧斯這名不值得寫在史書中的角色，活靈活現地「說」出了軍隊叛亂的理由。因此，奧爾巴哈覺得，塔西陀斯對這個事件的處理，讓事件產生矛盾，意即，不需給予理由，卻又給予理由；而且，還是以「摹仿」的修辭技巧達到這個效果。奧爾巴哈不贊成這種處理事件的手法，覺得不可取，主張回到單純描述(diegesis)的傳統，才是適當的書寫方式。 杭曦耶認為，由於奧爾巴哈只看到這段插曲本身的排除效果，未看見插曲本身吸納的力量。(Rancière, 1994: 24)亦即，以「摹仿」(mimesis)的寫作手法所呈現的插曲，呈現出歷史變遷中的徵候代表(symptomatic representative)，讓原本沒資格說話、沒有說話位置的歷史人物，透過史家借他之口說出來，而且說得比他們自己所能說的更好，甚至在這個事件中佔據重要的發聲位置。 這種使意義與真理分離的表現手法，杭曦耶將之稱為「間接的風格」(indirect style)。(Rancière, 1994: 28)它抹除了描述與評論、敘事與論述間的差異，使小兵替代國王成為新的、具顛覆性的演說家與歷史主體，並以矛盾的方式呈現他們的關係。 另一個國王之死帶出的場景，也是第二種處理話語與談論的傳統，則是現代政治與革命的場景。對杭曦耶而言，從那個霍布斯與柏克(Edmund Burke)的時代開始，由於現代政治與革命的出現，現代科學也相應而生。(Rancière, 1994: 30) 然而，對科學而言，尤其是社會科學，革命作為一奠基的事件，其實扮演兩面角色：這樣的事件，話語與談論總是過度飽和且不斷「溢出」與「剩餘」；同時，事件總會涉及加工與挪用，使「古代」不斷在當下以預言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回響著。這樣的挪用，總是「不適當」的挪用，也是種時代錯亂(anachronism)。(Rancière, 1994: 30-31) 可是，相對於事件，社會科學是建立在「字詞的錯誤與事件的不合時宜」的譴責上，追求的是字詞的正確，以及事件是否被擺放在正確的時間位置上；它從不是透過爭論的挪用，而是透過理論的必然性。因此，法國大革命便將自己放在時代錯亂的問題之中，並追求自己的極限。 這種社會科學式的史觀，這種確認事件的「非場域」(non-place)，便承擔著「修正主義」之名。他們必須重新塑造時間(reelaborations of time)，將事件放置在「正確」的位置上。在這一系列的努力中，有兩個重要的理論傳統：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史家；一個是奠基於馬克思主義之上的「皇家─經驗主義」。 杭曦耶認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點，往往是預先決定未來，以未來解釋過去和當下；皇家─經驗主義，則建立在馬克思主義上，將過去與未來的斷裂連結起來，認為當下就是它的時間；因此，不斷批判過去，才能不斷建立過去和未來之關係，也才能確認當下。 這兩種理論傳統不斷交織纏繞著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討論上，為此，杭曦耶引述柯班(Alfred Cobban)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與福瑞(François Furet)的《法國大革命的詮釋(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本廣義而言的修正主義著作，對杭曦耶來說，倚重社會學分析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最終將法國大革命說成：「革命不曾發生」，或說，「革命無處發生」；而屬於狹義的修正主義著作的《法國大革命的詮釋》，則將法國大革命說成：「革命早已發生」。(Rancière, 1994: xiii、36-38) 儘管兩本著作都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詮釋」，但詮釋往往是以字詞替代事物，在替代的時候，卻又被字詞給綁住。所以，歷史作為完全是字詞運作上的詮釋，它在以論述行為納入論述秩序之外的事實同時，史家的論述也是一種衡量的論述，將歷史之名連結到它的真理，這個「詮釋」的外顯意涵，也是「社會」的意涵。 杭曦耶認為，「社會」打開了新詮釋的可能，卻也產生新的障礙。因為，社會和階層的分類，從未是封閉的。法國大革命那時所理解的「階級」與社會關係，跟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社會」、「階級」、「高貴」…等詞彙，甚至是社會關係，其實完全不一樣；階級與社會關係從未是封閉關係。因此，命名及其整組的特性之間，從來都沒有封閉關係，名實永遠不會相符；甚至，名實之間、詞與物之間，有道無法被弭平的鴻溝，這便是它的非關係(non-relation)。(Rancière, 1994: 32-34) 這樣的「非關係」，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有個根本的問題：作為法國大革命之後才出現的社會學與階級分析，一旦將整套學科運用到它所運生之前的時代，試圖以目前社會學與階級分析固定下來的概念、詞彙與方法，重新分析法國大革命時的社會關係，從而認為革命不曾發生，最終可能會發生社會科學本身所欲避免的「時代錯亂」的問題。 而作為修正主義的《法國大革命的詮釋》，認為革命早已發生，則將革命僅看成是結果，而非歷史行動與事實，從而，國王之死所造成的權力空無，意義早已被填補上，不再虛空。然而，透過這種對法國大革命的操作與詮釋，杭曦耶認為，修正主義是種猜疑的政治，其極端終將導向虛無(nothing)，朝著空無的對象指涉著空無的屬性和意義，把一切說成像是沒發生。 有別於虛無主義認為，「所說的一切並沒有發生」，福瑞這種「把一切說成像是沒發生」，這種對法國大革命的觀點，其實將革命作為一事件，作為政治、意識、文化的歷史行動，看成是「意義的過度投注」(overinvestment of meaning)，從而，革命不再是個行動或事實，只是結果。 杭曦耶認為，在這意義上認為革命早已發生，或是一切像是沒發生，這種修正主義讓國王之死這權力的真空(vacancy of power)，太快被另一個以人民為名的政治主體所取代，這種迅速的意義替代關係，反而讓權力的真空與意義的真空消失不見。有別於塔西陀斯的國王之死，在以小兵替代國王之餘，仍保留了國王之死本身的真空，福瑞所詮釋的法國大革命，這個國王之死的事件，反而呈現不在場與被否認的樣貌。 那麼，革命是否是事件？是否發生？是否已經結束？對杭曦耶而言，事件是否存在，關乎對於事件的信念；因此，重點不應放在事件是否存在之上，而是如何在非事件的層次上，不斷打開對事件的理解，在關於事件討論已然形成的場域的基礎上，朝向這個場域的「非場域」打開它。 同時，看待事件的方式，不應排拒其他學科的介入，也不該使歷史成為其他學科；與事件相關的詮釋，不應有定論或完成的一天，要不然就是歷史學的廢除和終結。歷史之可能，在於如何在敘事與科學間取得平衡，並不斷重寫國王之死。 歷史敘事的典範 對杭曦耶而言，歷史不只是科學，不只是學院生產出來的著作，歷史也是故事與敘事。可是，歷史學科化且學院建置之後，不斷排除歷史的「敘事」面向，強調「科學」的面向，乃至於英文、德文、希臘文等語言，莫不區分出「科學的歷史」(history、Histoire…)與「敘事的歷史」(story、Geschichte…)兩個字，分別指稱學科的、可信的、科學的、嚴格的…「歷史」；以及故事的、不可信的、不科學且修辭的、不嚴格的…「歷史敘事」。 然而，法文一般對「歷史」一詞的用法，則不限於指稱科學的歷史，也同時指稱敘事的歷史。因而，杭曦耶談論歷史之名，是要恢復歷史一詞的歧義(ambiguity)、曖昧與模稜兩可(ambivalence)，恢復歷史原本就具有的科學與敘事兩個面向，以對立於學院歷史學對「歷史」一詞以一種非此即彼(either /or)的邏輯，認為歷史的意義，就是必須在科學與敘事之間作出抉擇，必須排除敘事，留下科學。 為了以一種聯集(both/ and)的方式，恢復歷史原有的科學與敘事(science and narrative)1兩種意義，杭曦耶認為要以一種「知識的詩學」(the poetics of knowledge)，在單一論述中構連三個「契約」(contract)：亦即科學的、敘事的、政治的三個契約。(Rancière, 1994: 9) 從而，杭曦耶進入史家的工作坊，探索構連這三個契約的可能性。他從「國王之死」，拉出一條有別於一般史學理論探討的史學系譜；一連串「非-」的提問，讓他重新評價一般以「科學化」為努力方向的史學理論，並摸索出這個史學系譜之外，以敘事為主的史學系譜。 這條以敘事為主軸的史學系譜，從米西列(Jules Michelet)開始，乃至年鑑學派及其後的心態史、社會史、文化史。它並不意味著「對立」於一般的史學理論系譜，而是說，這條以敘事為主軸的系譜，更適合討論杭曦耶所謂的「知識的詩學」，構連了科學的、敘事的、政治的三個契約。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年鑑及其後的史學發展，就更朝向杭曦耶所期待的「知識的詩學」；對杭曦耶而言，儘管年鑑及其後的史學發展，有其知識詩學的面向，但他們同時也受到科學化與學科建置的影響；於是，杭曦耶在以年鑑及其發展為整本書的討論主軸時，既讚揚年鑑及其發展展現了知識的詩學，對史學傳統提出批評，並建立新的典範；然而，年鑑及其發展不免仍然成為新的史學學科與科學的典範，成為難被撼動的「傳統」。 杭曦耶認為，當年鑑學派，尤其是斐福赫(Lucien Febvre)以米西列為他們的奠基者時，並未充分且清楚的理解到，米西列是在什麼樣的意義下，得以成為年鑑的奠基者。因此，杭曦耶嘗試展現米西列的方法與書寫風格，如何造成一「知識論的斷裂」與「知識詩學結構的革命」，並進而影響年鑑實踐了另一個「知識論的斷裂」與「知識詩學結構的革命」。(Rancière, 1994: 42) 米西列(Jules Michelet)作為法國史學之父，作為杭曦耶所謂的「歷史的共和─浪漫主義」典範，他在法國大革命中看到的，不是舊有貴族的毀滅與消失，而是新政治實體的出現，以及新的慾望投注對象的出現，也就是母國(native land)。 以一種替換和代表(substitution and representative)的邏輯，米西列找到某種對待「一字多義」(homonymy)的技藝。這種技藝，展現在：一、時態的運用；二、史家透過他人說話；三、史家自己出現在敘事中。 米西列發展一系列有別於過去歷史書寫對時態與人稱的運用。之前的歷史書寫，都以過去式和單純描述的方式，呈現歷史事件；米西列則讓過去簡單式和現在式、史家與歷史人物交相混用：有時讓歷史人物以現在式說話，讓人感到歷史事件似乎不是發生在遙遠的過去，而是與當下息息相關；有時又以史家為人稱，用過去式說話，讓人感到史家似乎身歷其境，參與了事件的發生；又有時，在歷史人物以他們的人稱說話時，插入史家旁白式的評論，讓人感到歷史敘事與評論同時發生。(Rancière, 1994: 47-49) 這一系列書寫技藝的發展，不僅是時態與人稱，或只是書寫方式上的轉變，它意味著史觀與真理的轉變。它混用時態、人稱與說話模式時，也將之相對化，甚至讓這些區分跟著消失；同時，不但敘事和評論、史料與史論的對立被打破，也標誌著意義的內在性(immanence of meaning)。更進一步，過去的表象也被中立化，擔負起所謂的非真理(nontruth)：也就是不確定、死亡、非本真性(inessentiality)，米西列藉此讓歷史成了某種值得追疑的真理模式。(Rancière, 1994: 49) 杭曦耶認為，這樣一來，我們便處在某個真理領域，它與柏拉圖的幾個命題和問題相關。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第三卷區分且討論三種「怎樣說」的方式，也就是題材形式的類型：單純敘述(diegesis)、摹仿敘述(mimesis)、混合體。第一種是指，作者站在旁觀者的位置，把故事說出來，這類敘述以合唱隊的詩歌為代表；第二種則是作者不露面，把人物擺出來，藉他們的動作和對話把故事說出來，這類則以悲劇和喜劇為代表；第三種則是前兩種手法的交相運用，這類以史詩為代表。柏拉圖認為，理想國的城邦，只適合單純敘述，若要接受摹仿敘述，則僅限於善人善行的摹仿，柏拉圖認為摹仿對摹仿者有很大的影響，若摹仿壞人，想必也會受到壞人性質的影響；同時，一個人如果摹仿太多人，也無法專心一致，必定無法把事情做好。(Plato, 2005: 100-110) 對杭曦耶而言，柏拉圖對摹仿敘述與悲劇的批評，與他對民主的批評是一致的，悲劇中演說家的任意性，與人民(demos)的任意性總是不斷地交相呼應。可是，如果對詩人與民主的譴責已被充分地討論，那麼，摹仿敘述與單純敘述、模仿與敘事之間的對立，也獲得足夠的關注，並適當地被調節好彼此的關係。因此，調節兩者的關係，意味著描繪出詩人救贖的可能性條件；透過單純敘述具有反模仿的力量，並提供某種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的同時；我們難道不能反過來說，摹仿敘述與民主也提供了類似的力量，也提供了某種真理政權嗎？(Rancière, 1994: 50-51) 因此，杭曦耶認為，米西列所關心的，就是如何將民主轉化為真理，如何轉化修辭與悲劇在柏拉圖意義下的醜名；他使用敘事的力量以摧毀摹仿的系統，在他筆下，看似被摹仿的歷史人物，其實是反過來的：歷史人物摹仿米西列的筆法，說出歷史人物想說的話。這樣一來，米西列重新定義了摹仿的意義，讓摹仿帶出人民之聲，平息了國王之死帶來的混亂聲音，讓每個聲音都有了發聲的位置，讓意義的政權(regime of meaning)得以轉移。 所以，米西列給的不是理念，而是聲音(voice)，他使聲音肉身化，死灰復燃。他用敘事，讓說出來的話語，脫離摹仿(mimesis)的聲音，並給予它們另一個聲音，一個反摹仿的敘事；從而，聲音的意義，從原本的意義政權轉移至另一個意義政權，另一個人民的聲音，不再是原來那個演說家的聲音。話語的意義便放置在新摹仿的庇護下，與新的語言轉變之下，從而，混亂的聲音被平息下來。(Rancière, 1994: 51) 這一系列敘事與摹仿的辯證，其極端形式便是米西列的「沉默目擊者」(silent witness)。米西列一系列的法國史著作，甚至「摹仿」大地與山河；或說，讓大地與山河「說話」，會動容、會哭泣、會憤怒…，大地和山河不再沉默，或說，不再只被當作是無意義的聲音，而是有了說話位置，讓人能理解的位置。 無法模仿的主體成為真實的保證，話語發聲的目擊者，因此是沉默的，將在論述中基進地說出的話，不過是摹仿而已。摹仿的不可能性生產了持有科學真理的沉默目擊者，它無須遞送真理便已經持有真理了。能說話的形象─敘事的合法代理人─成為沉默的目擊者─知識的合法代理。(Rancière, 1994: 55) 由沉默目擊者所發展出來的話語擺置理論，讓米西列從摹仿的不可能找到敘事的可能，從敘事的不可能，找到歷史與歷史科學的可能。 在杭曦耶看來，米西列這樣使用敘事，是用敘事，同時安置民主的主體與科學的對象，消除論述與敘事、哲學與詩學之間的對立。米西列看出神話(muthos)與邏各斯(logos)，系出同源，其關係是等同的；身處浪漫主義時期的他，清楚知道邏各斯的希臘文字源是「legein」，意指言說活動。於是，歷史科學之所以可能，並非要消除敘事，而是如何讓敘事介入，如何從敘事中找到科學性。共和─浪漫主義典範的米西列，從文學的無條件性當中，找到歷史作為真理論述的可能性，理解到文學讓歷史得以可能與不可能的條件中立化，歷史科學也因而脫離摹仿和文類的區分。 米西列之後 杭曦耶認為，米西列所開展的新主題與新的寫作手法，不僅是年鑑的典範奠基者，也是知識詩學的重要參考座標。從米西列的開創貢獻，米西列不僅是個書寫法國史的史學家；更是召喚深層歷史意義的史學家，像個精神分析師般，也像個招魂的大法師般，將意義從無意識深處挖掘與爬梳出來，將死去的歷史人物，死去的事件，重新將他們靈魂召喚回來，賦予新的生命，說出歷史與事件的意義，得以安心的「死去」，靈魂得以解放。(Rancière, 1994: 61-64) 因此，史家不只是史家，史家更像是精神分析師與大法師的綜合體，關心死去之物，試圖給予死去之物「生命」，使之「復活」，說出生前未說之事，一旦說出，靈魂才得到解放與安息。 從這個精神分析師與大法師的譬喻，杭曦耶藉以批評實證主義史觀2與修正主義史觀。他認為，實證主義拒絕與歷史對象的不在場正面遭逢，只願固守既有的史料與方法；修正主義則將事件的不在場與意義的死亡放在論證的中心，乃至字詞的合法性也被謀殺了。因而，相對於杭曦耶所認為的精神分析師與大法師的形象，那個願意深入歷史的死亡之地，使死去靈魂復活闡述意義的史家，實證主義的史家遺忘了歷史，遺忘了死亡；修正主義的史家則害怕真正的歷史，害怕死亡。(Rancière, 1994: 64-65) 跟實證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史學觀作出區別，以米西列為史家典範，以精神分析師和大法師的綜合體為史家工作的譬喻，杭曦耶更進一步挖掘年鑑及其後的貢獻。 他認為，奠基於米西列之上的年鑑學派，將時間問題轉化為空間問題，也就是說，從布勞岱的《地中海史》，到他的《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歷史主體從過去以國王、皇家為主的軍事、政治史，轉變為地中海，轉變為區域和地方；推動歷史的力量，也從特定軍事、政治的事件，轉變為看不見、難以被查覺的長時段「變化」；甚至，推動歷史的力量，與歷史時間變化的速度，由快到慢被布勞岱區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變化與交換的時間、消失的時間、重複的時間。布勞岱也就致力於描繪那重複的時間，如何成為歷史真正的推動力量，一般人難以查覺的歷史背景，如何成為決定歷史的力量，被搬上歷史的舞台，成為主角。(Rancière, 1994: 76-84) 從而，透過多個層次的時間區分與釐清，布勞岱將歷史徹底轉化為空間的展現與布局，歷史以一種「結構」的方式呈現出來。然而，杭曦耶不免要提醒我們，歷史之所以是如此，並非它「本身」如此，而是《地中海》與《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被布勞岱「如此書寫」(such as it was written)使然。(Rancière, 1994: 85)透過「如此書寫」一語，杭曦耶讚賞年鑑對史學的一整套革命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可是，也正因「如此書寫」，事件被化約至時間三層次之中，最不具歷史意義的地方。 因此，杭曦耶認為，年鑑本身的史觀必須被超越，被重新書寫。他挖掘年鑑另一個重要的傳統，也就是書寫異端(herecy)的傳統，從斐福爾的《拉柏雷與不信的問題(Rebelais and the Problem of Unbelief)》到布洛赫(Marc Bloch)的《神聖獨裁與神聖接觸(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乃至於勒華拉杜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Montaillou)》，這些作品都在討論異端的問題，企圖將異端的聲音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使聲音得以出來，能被理解。 這些努力使歷史進一步由物質朝向精神；物質空間的描繪，進一步變成精神空間的拓樸，從地理史的描繪，轉變成歷史民族誌，甚至是心態史、文化史。而杭曦耶也再次提醒我們，歷史科學的「貢獻」，在於平息過度、數不清的話語，並以書寫終止了書寫的戰爭；但異議的話語總會不斷出現，重新挑起書寫的戰爭。因此，異端真正的意思，在於它沒有其對應的對象，異端作為一字詞，它的意義十分不穩定，乃至於，如何用不同的思維與方式，捕捉異端這種沒有對應對象且十分不穩定的字詞，對歷史書寫而言十分重要。(Rancière, 1994: 88-89) 因此，在這個「國王之死」後的時代，異端的異質性，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徵，杭曦耶認為： 民主和社會的時代既非大眾也非個人的時代，它是危險的主體化，由純粹的無限制開展所產生，由無法有任何指涉對象，且自分類和話語秩序間的話語場所特異地構作。(Rancière, 1994: 92) 湯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在杭曦耶看來，就是民主時代的重要代表。該書開頭的第一話：「我們會員的人數沒有限制。」便打開了一個對普羅(proletarian)的新詮釋，讓我們理解到，普羅階級不是特定的職業，或具有特定屬性的群體，普羅階級是個納入不被認為可被納入之人的社群，是個讓未參的人參與的社群。(Rancière, 1994: 92-93) 為進一步新史觀與新的歷史書寫的可能性，杭曦耶認為，我們應該向吳爾芙(Virginia Woolf)、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與喬依斯(James Joyce)三人學習。他們分別創生了不同的敘事形式，探索語言的界線，展現語言的可能性。(Rancière, 1994: 100) 一但掌握住歷史中敘事的面向，並不斷在敘事形式上創發，那麼，真正會終結的，僅是特定史觀而已。並且，如同杭曦耶在《歷史之名》最後一句話：「歷史並不需要抵擋其他學科的介入。它只需要不斷調節自身與自身之名之間的關係。」(Rancière, 1994: 103)只有自身與自身之名之間獲得調節，知識的詩學也才得以可能。 結論 如同杭曦耶所試圖恢復歷史之名的曖昧與歧義，《歷史之名》一書的書寫風格也呈現一種曖昧與歧義。我們儘管發現，《歷史之名》有特定語詞具有特定用法，像以為「非-」字首的字詞使用，或是歷史一詞的使用；然而，兩類字詞並未如同特定學科，諸如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以概念的方式使用語詞，因而要求概念意思精確，以及概念在前後文的使用一致；而是，這些語詞以一種隱喻的方式，穿梭在整本書之中，讓人得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也因而不易「確切」掌握語詞的概念。 因此，當杭曦耶使用「靈魂的解放者」，或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伊底帕斯(Oedipus)、柏修斯(Perseus)，來隱喻史家的工作時，變得難以理解杭曦耶試圖說什麼。甚至，當他企圖以知識的詩學構連科學、敘事與政治三個「契約」時，他也從未清楚界定科學、敘事與政治各為何意。 可是，若我們勉強抓住《歷史之名》所大致要說的：創發新敘事形式與史觀，打開原有史學想像的想法，其實和他在其他作品諸如《(不)同意(Dis-greement)》、《美學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有許多雷同之處。 杭曦耶的一篇短文：〈感性分享及它生成於政治與美學間的各種連繫〉，他提出「感性分享」(partage du sensible)的概念，企圖在政治與藝術互動的系譜學中尋找到「分歧」與「共處」的形式。 他認為，文藝創作本身便是一種在文藝美學領域中發生的創作活動，然而，文藝作品的出現，其所產生的影響往往不僅停留在文藝美學領域，而能延伸成為哲學活動的思考來源，或影響政治社群的面貌。 因此，杭曦耶認為，左派前衛運動的貢獻，並非在於其以「反藝術」姿態，不斷重新界定藝術，並強調實驗、突破與創新；而是在特定創作媒材與技術的侷限下，除了淋漓盡致地發揮媒材與技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創作過程中，去「思考非思維」，並帶出、呈現那「不可呈現(unpresentable)」之物，進而改變文藝的時空形式與視野，同時也以此方式介入政治，改變政治的時空、社群形式。如同他在《(不)同意(Dis-greement)》所說，讓未參與的人參與政治，從而改變政治社群的圖像與運作方式，這也才是民主真正的意涵。 讓未參的人參與，帶出、呈現那「不可呈現」之物，與創發新敘事形式與史觀，打開原有史學想像，似乎有著共同性：都是要打開特定社群的疆界。 這讓杭曦耶的《歷史之名》也染上了歷史前衛主義的色彩。如同他在《美學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所說： 我試圖設想一個沒有預設支配位置的拓樸學。從任何既定觀點，是有可能試著去重構概念網絡，使之可能去設想一個宣稱，這宣稱會促使一幅畫或一曲音樂產生一個印象，會促使現實出現轉變或不變。這是我的研究主題。我無意說，這是我的原則或出發點。我總是從某個學科的特定觀點作為探索被隱藏的起點。然後，我逐漸建構一個不預設由上而下垂直關係的平等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觀點。(Rancière, 2004: 49-50) 採取平等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觀點」，比起接受平等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更為困難，後者的理論得以預設無政府或平等的烏托邦，前者卻必須不時在理論觀點（或視角）之間轉換、平移、擴充，甚至自我質疑。然而，如此的視野所呈現的「歷史」，能否打開歷史之名，還是更難進入以歷史為名的書寫？讓語詞更為爭議性(polemical)的宣稱，又如何能衝破歷史之名所構築出的屏障，甚至是史家所在的社群與權力關係。或許左派歷史是一個穩固又強而有力的示範，但歷史左派卻必須衝破歷史以及左派本身所賦予的限制。 參考書目： Rancière, Jacques, 1994, The Name of History: on the Poetics of Knowledge, trans. by Hassan Meleh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ancière, Jacques, 2004,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 by Gabriel Rockhill, continuum. Rancière, Jacques，黃建宏譯，2003，〈感性分享及它生成於政治與美學間的各種連繫〉，收錄於《中外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92年七月號)，台大外文系，頁223-229。 Ricoeur, Paul著，1994，《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王建華譯，香港：牛津。 Plato著，2005，《柏拉圖文藝對話錄》，朱光潛譯，台北：網路與書。 Braudel, Fernand著，2002，《地中海史》，曾培耿、唐家龍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黃建宏，2003，〈感性分享：一段哲學─舞劇─電影的滑步〉，收錄於《中外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二期(92年七月號)，台大外文系，頁207-221。 註釋：  而非科學或敘事(science or narrative)【回本文】  杭曦耶所指涉的實證主義史學，或許用呂克爾在《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一書所界定的意思，會更清楚： 把歷史簡化為文獻的收集和考證(來源、日期、可信程度等等)，簡言之，簡化為博學；認為現成的史實已經存在於文獻之中，……認為解釋應限於把偶然事件聯繫起來，並遵循文獻賦予的編年順序；最後，認為歷史變革的最終傳導者是個人，而個人主動性得以發揮的渠道是模仿。總之，中性觀察、崇拜博學、經驗論、對偶然事件的決定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這就是年鑑學派立志要摧毀的一整套方法論。 (Ricoeur, 1994: 9) 【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