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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走錯地方了，發現被陳宜中給騙了。我在出版界工作，有人出書，辦酒會，出席者必須講兩句好話云云，但沒想到是這樣一種酒會方式，所以說交朋友要小心。
這本書我看了，很認真的看了，其實光興的文章過去我陸陸續續幾乎也都讀了，如今集合起來重新整理出書是一次總清算的方式，但也因此，他的思維脈絡、他的位置、他的關懷、憂慮乃至於苦惱和突圍的嘗試清晰的顯露出來，這本書的思維和單篇文章的思維最富意義的不一樣之處。
我猜他們今天找我來，是因為我泛文化界的工作身份，但做為一個閱讀者，我不太敢從他們設定的這個文化角度談，因為光興文化批判論述的框架非常大，大到我不熟悉，感覺上好像有兩種文化，兩個完全不同的話題和關懷焦點，我能說的只能留到討論結束，大家喝酒聊天時再講。但剛剛丘延亮救了我一命，他浪漫的把理論框架如此巨大、野心如此雄渾的作品，說成是陳光興十年為期的自傳之書，這就有趣了，也給了我角度。
剛剛和陳宜中在外頭抽菸，我們半開玩笑的討論到陳光興隱藏的欲望、憂慮和執念云云，宜中指出來，也是我自己感覺到的，光興反帝反美，似乎把整個西方的東西，包括泛自由主義這一塊，包括一般所謂進步性、現代性乃至於普遍性通則性的東西全部擠壓掉，基本上是很容易召喚民粹的；可是陳光興又對台灣本土這部分充滿憂慮，尤其是討論南進這個章節。這個狀似矛盾的地方我以為是最有趣的，也才有進一步深刻的可能。我們甚至還可以再加一樣事實，那就是台灣愈往南，愈召喚呼應民粹的人，同時也是對美國最沒意見的人，如果可能，他們甚至最願意加入美國，包括出兵伊拉克，包括成為美國的一州。這裡，本土化並不必然等於反美反帝。
嘗試從某種性質的自傳角度。一方面，做為一個文學編輯，這是我熟悉的，我們總會問，這個「我」是誰？說話的人是誰？就像波赫士講的，他曾引述惠特曼的詩「是否這樣？你我在此孤單相聚。」指出這個YOU是單數是個人，不是人群，人群並不存在，人群是幻覺。當然這是較極端較嚴厲的說法，或者我們可改用納布可夫，納布可夫不相信沒有人稱的概念，是誰的概念誰的想法？誰在說這些話？另一方面，自傳和嚴謹的學術著作不同，它允許矛盾，因為人哪有從頭到尾邏輯一貫這麼無趣的事，自傳允許人講出還沒完成，沒完全想清楚的東西，允許人把思維材料拿出來而不止是成品，因此它可以是更慷慨、弧度更大也更深刻的，如果我們願意忍受它的某種程度雜亂和含混的話。
由此，當我們看到陳光興在書名加上「亞洲做為一個方法」時，我便不只把它看成只是一個狡猾的防空洞，我寧可相信這是審慎的反省。因為事實上他意識到，不管從地緣從聚合從概念來說，為什麼獨獨亞洲可以豁免這樣的討論和批判？為甚麼獨獨亞洲不是一種粗暴的化約？所以亞洲做為一種方法，也只能做為一種方法，我如果沒體會得太錯的話，大概有這樣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亞洲做為方法是對於歷史階段性處境的承認；第二個意義是，這同時也是個對抗策略，拿亞洲來對抗，聯合弱小民族來對抗。
漢娜•鄂蘭講過，不要用「第三世界」這個名詞，這是個虛假的、錯誤的詞，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一個不同的國家，不同臉孔、思維、情感的人，就像格雷安•葛林小說呈現的那樣。葛林寫加勒比海、寫中南半島、寫非洲寫南美，寫掉幾乎半個地球，我們把這些地方通稱為「葛林之國」，但葛林之國不是個統一的概念，不是歐洲人特定思維的投射，那是一個個真實的國家、村落、家庭，以及最重要的，個人。可是倒過頭來，在籠統的所謂第三世界，在葛林之國，或在陳光興所提出的亞洲。我們也感覺出有某種或某個程度的共同處境，某種參差但相似的歷史時刻，某種可對話可相互參照的歷史經驗，某種高明、愚庸程度不等的在整個西方世界捲進來的思維和進步過程中凌亂不一的步伐所支付的代價和凝結的教訓。
比方以現階段的台灣而言，亞洲的提出，可以是一個空白的補足。長期以來亞洲對我們是什麼意思？亞洲對我們而言只是日本！再加一點新加坡、一點香港，就這樣，沒了。我在出版界工作，我們幾乎只翻譯日本的書，而且過度翻譯，什麼垃圾爛東西都有譯本，我常說，日本起碼近廿年來小說的成就非常非常差，已經整整廿年沒出過什麼像回事的小說家，只有一個，太江健三郎，偏偏日本人不太願意承認他，認為他太歐化，太不日本。這兩年，隨著韓劇和整形美容熱潮，韓國開始冒出來，至於其他的亞洲，依然只以外傭、外勞外籍新娘的方式被認識。所以說，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說法，不過提前說出了這趟歷史性的亞洲共同心理而已。
亞洲做為方法，陳光興也等於說出來了，這終歸是用後即棄的，終究還是要去除的，甚至如果可能，對不起這是我說的不是光興說的，可不可以連國家也一併去除？剛剛光興講很多台北市，讓我想到一位日本左翼學者的話：「我是個大阪人，我不喜歡日本，但我很喜歡大阪。」就像葛林小說也講的，我願意為誰殺了約翰而戰，我願意為報仇而殺人，但我不願意在國際戰爭裡扮演一個編號M52364云云這樣的人，我不願以這種身份作戰。如果我們加了自傳的概念來看光興這本書，有些事情你就釋然或者說寬容了，包括他語意不清的地方，要調度這麼大的理論框架，又要看策略看行動還要保有可能性，不語意不清才有鬼，看光興樣子望之不像先知，要給我們什麼預言，這也是不太可能。我感覺辛酸的地方正是在此，要加入或藏入一個強有力的對抗策略，有些東西便顧不全了，有些東西只能被擱置被捨棄。孜孜十年，魂縈夢繫，我相信陳光興不會不察覺到不反省到我們說的（我們才一下午就看到想到不是嗎？），但就像李維史陀在他《野蠻人的思想》裡用到那幅貴婦人的畫像，李維史陀說，為了要細膩處理頸部的蕾絲花紋做為焦點，畫家必須在其他細節予以暫時的擱置跟捨棄。
我只是在想，一個知識份子，在今天這樣一個處境，會選擇想什麼做什麼？我們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特殊的歷史處境，我把處境這東西體認為，它是你必須面對的課題，無法替換，因此它同時是你的障礙，同時也是你的機會和啟示，你將同時為它工作卻又要丟開它超越它。過去，我曾經試圖分別出兩種知識份子的工作方式，兩個不同但不見抵觸不相容的方式，一個是對抗，一個是逃逸。光興採行的當然主要是強烈對抗的方式，從台社老一輩趙剛、陳光興身上你隨時可以看到這樣強悍的姿態，「惡言必反之」。然而在我平常的工作領域裡比較常看到是逃逸。逃逸這個詞可能容易引起誤解，但我可以用一位中南美洲不幸國家的拉丁詩人的話來注解：「如果我能夠寫出一整部民族史詩來，我才不管法律是他媽的由誰來制訂的。」這說什麼？說我不在對方設定的戰場開戰，我不用我這一輩子最珍貴的時間和能力只為了揭穿你的神話，我不要把我的生命拋擲在你過眼雲煙的假問題裡頭，我不要與汝俱小。
像這本書裡有關南進政策這一大段，從我在出版界、文學界的理解來講，這是個腦袋壞掉了才做的專題，找了一群言不由衷的作者，寫了一些要不就因為太笨、要不就連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當然這再明顯不過顯示了當權者試圖控制窄制的企圖，可是它究竟構不構成當下文化主題的焦點呢？還是大家當它是一次失敗的官方宣傳，做的人、寫的人、看的人都不相信就這樣過去了？是哪一個？有時候你得分辨，因為這關係著你的工作、資源和生命，我以義憤和同情心都是消耗品、都是會耗竭補充不易的。南進這專題，光興給了一個全台灣最重裝備的迎頭痛擊。剛剛我進來晚了，好像聽到趙剛提到二流作家之類的話，說真的我們的確是是這麼看待它沒錯，人間副刊裡某個頭腦昏憤的編輯，幾名趨炎附勢的作家，幾篇昨日報紙包明天的魚的文章，完畢。
有些時候，不作為並不容易，尤其對熱切、公益、高貴的心靈而言，你看到惡言，看到譏言，總得有人得站出來大聲說，「他沒穿衣服。」可從歷史來看，一個壞的時代，通常也是耗用人才最凶最奢侈的時代，我總想起舊俄時代兩個正直堅強的人，一個是赫爾岑，一個是別林斯基，這兩人一輩子都在拆穿譏言和神話，有時我難免想，如果時代好些，歷史不那麼急迫，他們會不會留下更多可貴的東西？不是歷史聲名地位這種無聊東西，而是像不在敵方設定戰場開火如契訶夫、如屠格涅夫一樣，穿越時間，留下至今仍不褪色的作品和啟示。
剛剛光興自己談到他離開台北這種種，我滿贊成的，還包括一點感動。我自己設想，離開可以有兩個積極的意義，一是像小說家果戈里所說的那樣，有時你為了更看清楚俄國你必須離開，果戈里說，你旅遊俄國全境，你能看到的往往只是各個旅店的主人、各個驛站和馬車云云；另一，就像我說我們應該看印尼的小說、菲律賓的小說、越南泰國寮國的小說，不止是文學拼圖問題，而是你應當補滿細節、補滿實體，不能只當他們思索台灣的使用概念，要互為主體，我們對台灣自身的思維才有機會進一步深刻，才能發現習焉不察的空白和限制之處，才能建立複雜的認識層次。
對於自身的反思，很容易過度召喚民族主義，不自覺的趨向民粹，並把思維停頓為宗教。台灣這些年便有這樣的不好傾向，強調特殊性甚至獨特性，卻對某種人類普遍經驗，某種普遍的通則過度的、惡意的遺棄，最終成為一群井底之蛙還成為一群不思不學的懶漢。你要知道特殊性，我這麼講，即使像左翼的大歷史學者像霍布斯邦這樣的人，他仍小心翼翼的問：「我們研究這麼多不同民族、國家和人的歷史，難道不是也試著要找出某種通則嗎？」事實上，你不理解共同的部分，如何分離出特殊性呢？一種全然的、徹底的、隔離的特殊性，既是一種狂暴的、完全無法約束的怪物，還是一種完全無法分解也無法理解的異物，沒有對話，不會進展，只能是結束——還好人世間並不真的有這樣的怪東西。
在出版界，我們談智慧財保護，保護的只是那個特殊形式，而不是背後的原理，原理是不受保護的，是公有的，就像相對論原理，大家都可以引用應用，不必付錢給愛因斯坦。歐美或西方，其實是一個遠比帝國這一概念大的東西，這裡頭當然包含了一些人類共有的可貴東西，屬於文字共和國全體公民而不是特定國家的特定野心家陰謀家。我當然知道這兩者犬牙交錯分辨分割並不易，我知道我們該保有警覺，我甚至知道過度細緻複雜的分辨會挫傷了意志和行動能量，但我也同時曉得過度的警覺和捨棄，最終我們找到的特殊性並非我們純粹的自我，而是空無一物，是虛無。
波赫士說他的文學信念是，我所擁有的，並非因為它是我所獨創，而是因為它是我所相信。
這麼說不是我對光興這本書的質疑，毋寧說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憂慮和不懈的工作，否則光興大可一個邏輯走到底，不至於對台灣的本土化、民粹化和無知識化如此不舒服不贊同了。而且光興自己也講了，這本書其實他和朋友相互對話的結果，所以我們在此持續這個對話而已不是嗎？
最後，我當然要對本書做個出版專業判斷，我建議出版社、作者本人和我們這些朋友最好不要對銷路有太大期盼。但我們沒法求量，我們就求質吧，這是我幾年來所知道素質最高的一次新書發表會，這不是對現場各位的恭維，這只是事實。我們可以而且總是必須從這個角度看事情，只因為有意義的、有發展力的事物，永遠只在邊緣的、孤獨的個別心裡發生。亞洲做為一種方法，也只能做為一種方法，因為這必須從單數的、具體的人開始，最終也只能回到單數的、具體的人身上。如果國家能取消那看多好，何況是亞洲，對不對？謝謝大家的耐心和寬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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