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敘事的正常性混亂 評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與《囍事台灣》 劉允華，東海大學社會所©版權所有 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作者：陳柔縉/著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5 年 07 月 11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囍事台灣 作者：陳柔縉 出版社：東觀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年 01 月 05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主要是「仕紳階級」，而不是「平民百姓」，在這兩本相關連的考證文集裡，脫離從屬的地位，躍為主角。如同作者自述：「我並不是很主張用『生活史』的概念來點出這本書的主題。……我並沒有重現農村衣食住行的傳統生活風貌，或者早期台灣人都怎麼過端午、如何普渡，我著意的是那些近代西方文明事物如何進如台灣社會，引發生活與見識的轉變。」短短幾句話，便顯示出作者本身相較於其他多方牽涉的作序者們更為明澈的洞見。 「世相史」、「台灣學」、「文明史」、「生活史」等等，是作序者與評論者們從各種史觀出發的命名；日治時期的斷代性質，更勾起我們對過往政治意志決定歷史認識的懷舊思緒。然而，如果借用了某種大史觀，說這是一部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史學著作，反而提醒讀者關於當時可信史料的相對局限，混亂我們對這兩本作品的價值判斷。回到文集的內容，顯然並不以深究某種文化史主題為目的；就內容編排而言，或可說是包羅萬象，也可稱為隨興之作。然而各個子題裡包含的，又顯然是相當刻苦切實的考據勞動。從這個認識出發，卻要這兩部作品協助我們對歷史認識的觀點做個了斷，是相當不協調的。 或許書中歷經文明流變的婚紗，正是最具象徵性的物件。在今天，由【金髮尤物】和Hello Kitty等等代表性系列商品所維護的粉紅色女性夢幻，當年竟是婚姻 「現代化╱文明化」歷程中過度產物的代表色。由紅到白的兩種文化象徵之交替，表現了文明在作為一種美學感受性的前提下，如何普遍滲透至具有表徵意義的仕紳婚禮，在日常生活的衝突與妥協裡鮮活地體現了現代化的動力軌跡。相對而言，無論是紅色、白色，或新郎方面似乎較無爭議的黑色禮服，日治期間似乎都不曾真正地普及至鄉村，在都市婚禮儀式諸多熱鬧的文化衝擊之外，「與勞工農民絕緣」，根據一位金山漁村的老人回憶，當時台灣鄉下的新郎官，不過身著「青衣青褲」而已。當然，階層性在此也並不是以絕對的標準呈現。至少，文明器物或文明規範作為一種景觀，其影響必然面對整個社會。就算是最昂貴難得的汽車，也同樣會在南北縱走與報刊廣宣之下將文明之風吹遍島嶼。 在制度規範方面，作者很特別地開闢了專談「兩性關係」的三篇文章。特別之處在於，在文章裡，我們見到女性受教育與進入職場人數增加、「前衛」的男女交往現象（這些前衛現象，在封建時代仕紳階級恐怕也不見得少），在他處亦提及婚禮中的女性自主和女性運動的出現等等，但文章裡多談兩性矜持與職場排斥的「血淚」史，少談文明化歷程。作者似乎有意提醒我們在當時一片文明新氣象裡某個不可忽略的斷片。但無論正面負面，皆難以藉此聯繫其他篇章，提出更具主題性的理解。 事實上，作為政權爭議的殖民地，不斷接受世界文化來襲的海島社會，台灣長期受到政治決定的歷史意識，培養出極為奇特的史觀構架。有時我們甚至會發現對於史觀的爭議核心竟是「日本政權或國民政府帶來台灣的現代化」或「日本是否比起中國更為文明」之類，牽涉廣泛、內容細瑣、面貌模糊，卻又看似具備重大決定性與急迫性的歷史決斷。歷史與政治意圖多樣繁雜的交互作用，硬生生將諸多史實各別分類集結，編排上無甚相關的進步╱反動史觀的光譜。政客們主動或被動地加入歷史詮釋的行列，製造更多視野局限的問題。作者在此巧妙地繞過各種爭議核心，不刻意主張任何史觀，或滿足任何價值，成功地把歷史資料的揀選效果收束在個人風格之內，卻也並非意在構作某種去政治化的「自然」態度。如此，儘管對認真的史學研究者而言頗嫌不足，但在日治時代史過度政治化的環境下，亦不失為提高可讀性的寫作策略。 然而在作者自行提議的詮釋方向中，也並不是完全貫徹執行。就以書名《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來說，當時西方文明器物，多自日本西化風潮轉向傳入，或由西方傳教士與通商接口襲來，與台灣社會的接觸固有多樣的頭緒；然而，如果存心探詢台灣人對各種文明事物或文明化過程的精神體驗，除了新奇、嚮往與擁抱進步的一般想像之外，卻難以在書中找到更多元或更深入的相關知識。僅舉數例，都市中間階層或知識分子飲宴聚會時已不習慣邀伎作陪，法院開庭也不太可能再由公家主事售票入場；這些在今天看來「難免也一陣竊笑」的現象，與種種到今日仍然認為是文明開化的標誌性觀念器物，是如何一齊統合在「文明化」的統一標題下，當時的台灣社會是如何予以在「體驗」中互相比對、排列、安置成一幅關於文明的意識圖像？更進一步，作者的歷史詮釋，對當時的「文明化」與「社會變遷」的兩個範疇，又是如何切分，或其實認為時代變遷本身能夠毋庸置疑地與文明化進程彼此代換呢？這不至於牽涉特定詮釋立場的問題，卻能讓人對作者的寫作態度有更多理解的機會。綜觀兩本文集，如此稍微擴大的提問竟也失效，雖然無損作品本色，卻仍讓人感到有些可惜。 而文明化的詮釋興趣，仍然困限於混亂的意圖與期盼之中。在「什麼不能說」的紛亂辯駁之下，隱藏著我們爭取認識連續性歷史流轉的渴望。然而在「該說些什麼」的多音交錯之上，卻又浮現既成的各種史觀對於清晰詮釋這種不連續性斷面的需求。在既有的分類裡，民族史、地域史、社會史、階級史、經濟史、城市史、生活史...，各式各樣的探索興趣都對史料的採選與詮釋切入的基點有不同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可以說完全體現了吳密察在序中所言「跟人不一樣」的精神。面對這個時代，我們不一定要跟著吵嚷，也不一定要立刻尋求解答。陳柔縉的這兩本文集雖然滿足不了歷史文化詮釋的縝密要求或史學中蓋棺必須論定的大哉問，但卻提供我們一片能藉以省察各種鉅大史觀的小徑風光。